论"断裂"的一代文学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写作是一种非道德化写作,其最大特色是对传统道德的消解,是传统道德的一次“断裂”。在文化转型期,这种断裂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断裂的一代文学”急需穿越这种非原创性的写作,建立自己的存在性世界。     

《周易》"时"的哲学管窥

《周易》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而这种智慧主要表现为对境遇的时机化体认,可称之为“时”的哲学。不能将《周易》之“时”简单理解为一个线形的时间流,而应理解为一个表征宇宙万物存在方式的全面撑开的境遇。人作为宇宙大化流行中的一种存在,必然也是一种境遇性的存在。天地之“时”的品格为生生不息,人生顺天应时就应自强不息。《周易》对这一充满玄机的宇宙之“时”的探究,正是为了观照人生,以提高人的生存品质,而这也正是《周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经济理性时代地域文化的认同困惑——论"后津味文学"写作

"津味文学"写作机制的核心,是上世纪80年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氛围与一种地域文化有机的文化认同."后津味文学"写作,标志着写作背后那种特定的文化认同机制和文化境遇的变化.可以看作对于这种地域文化认同的困顿或困惑的表达.同时它也表明,"津味文学"之后的文学写作,需要着重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与这样一种地域文化进行认同,而是如何在一个由经济理性主义组织起来的生活世界中,重新安排和展开文学想象.     

温和的"先锋性"与"超文体"现象--女性散文的文体特性研究

每一种文体的发展史都联系着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它反照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的变化.选择文体就是在选择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来说,选择散文这种文体就意味着女性主体面对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所坚守的先锋姿态;而在女性散文的终极意义上,则是言说方式与生命形式的等同,从而使散文写作超越文体限制,达到自由之境.     

论20世纪50年代"新英雄人物"创作规范的建立

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引进和“两结合”创作理论提出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新英雄人物”创作规范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创作规范的建立过程一直处于一种“政治性、理想性、阶级性”与“写实”的张力之中。也正是这种张力的逐渐失衡,孕育并终于造就了“文革”文学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诞生。     

文学生态语境中的话语隐喻——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话语阐释

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语境注定了展开日常生活写作的复杂性。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写作是一种重建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表征,它通过碎片表象式写作构建起日常生活写作的叙事法则,实现了当代文学的叙事转向,隐喻了当代文化生态语境的变迁。     

"土""洋"并举:"先锋派"与"新写实派"的文学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我国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两种创作倾向 :“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它们带来的是一场革命———形式和内容上的革命。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文学的浮躁。     

人性的回归 ——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整体性文学史编写的两个纠结点——关于"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然而反观这种整体性文学史写作现状,我们发现它们虽有宏阔的理论构架,但因缺乏“打通”整合的内在逻辑机制而给人一种拼盘之感。这里存在着两个阻碍彼此贯通的纠结点:“五四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前者高悬,有意无意地被神话化了;后者沉沦,备受压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当代文学整合进程的悬置或暂停。本文试从“整体性”的视阈对此进行清理和定位,以便使文学史书写在“现当代文学是一体”的思维理念下更加统一有序,也更加合历史合逻辑。     

荒诞与异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向悲剧的重新阐释

现代的西方西绪福斯精神孕育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悲剧意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形象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人”,是“局外人”,并由此表现出少有的孤独和冷漠,潜含着真正的悲剧性。生之忧与死之惧是现代人的通病,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断触及的表现主题,荒诞的厌倦和恐惧构成现代主义文学悲剧意识的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人最严峻的悲剧性境遇,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必然导致对悲剧崇高性的否定,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向悲剧。     

话语平权的新民间文化

互联网的话语平权模式 ,创造了数字化时代的“新民间文化”,刷新了原有的文学社会学。民间本位是网络作者秉持的写作立场 ,平庸崇拜是网络写作的认同理念 ,感觉撒播则成就了网络文本的话语狂欢。于是 ,话语平权的新民间文化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形态描述和价值诠释     

人性的回归--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发掘和评价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方法 ,运用于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 ,并提出将“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但由于对二者语境化的处理和对知识 ( savoir)这一环节的忽视 ,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读、误用 ,使得人们对这种探讨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文学的"虚灵"价值与近代英国的宗教文化精神

在西方文学史上,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具有一种“持续的含混性”。这种“含混性”背后隐约透露的是对一种永恒超越的“虚灵价值”的追寻。在英国近代文化史上,马修.阿诺德对“完美”的追求、瓦尔特.佩特“艺术至上主义”的思想、T.S.艾略特“文学与神学的双重标准”以及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I.A.瑞恰兹对“诗歌真理”的倡导,都在不同侧面彰显了宗教与诗对虚灵价值的不断趋近。     

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类型化现象的源来

本文结合“个性主义”思潮的衰落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上升,着重论述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类型化”现象的源来,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即类型化现象是群体文化的温床上孕育的一个异数。由于当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多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幸福化,而不注重使日常生活价值化,从而使得现实主义文学的“类型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为一种病症。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新媒体写作与文艺研究范式的转型

新媒体指技术、内容、形式等区别于传统媒体,具有历史性变革的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新媒体写作在当代主要有四种类型,即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电子杂志文学和移动通讯文学.新媒体写作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文学的许多新的特质:第一,写作的自由性;第二,发表的快捷自由;第三,写作的互动性;第四,写作的多媒体性.面对新媒体写作的新特点,文艺的研究范式和知识建构也要适应这种新的转型,必须以一种区别于传统文艺研究的新范式来应对新媒体写作的挑战.     

"意义"的消解及"性而上"的迷失--关于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及其写作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格局。另类写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的另类写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重要的现实原因。对此种另类写作姿态,我们既不能改变也无法回避,而只能正视和分析它。作者在对作品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探讨其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概括其具有创作视野极度狭窄、社会责任感严重丧失和审美低俗化等缺陷。     

蒋光慈创作中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主导

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是蒋光慈文学之笔活动的舞台,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体验、生存体验是其日常生活话语中两种基本的类型.以革命话语主导日常生活话语,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体现革命价值观,是蒋光慈创作追求的目标.消除日常生活话语的影响隐藏着蒋光慈的焦虑,他把对人物思想感情偏向日常生活化的焦虑压抑在作品深处,呈现在读者视野内的是正面的引导,这种压抑是对信仰的坚守.     

日常叙述的困境与当下文学的批判性反思

新时期以来，文学中日常叙述的发展与新的日常生活理念密切相关，其中常态化生活观念和还原性思维发挥着笼罩性的影响。起初，“回到日常”与对日常人性的想象，为“文革”后人们抚慰伤痕心态，走出激进革命提供了途径。随着社会转型和新意识形态的渗入，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观念和日常意识逐渐凝固为一种“新常识”，使得文学的日常叙述日趋窄化，其中包含的可能性逐渐弥散。只有破解“新常识”，反思当下日常观念的深层局限，重构日常意识，才能激活包括日常状态在内的整个生活系统，使文学摆脱日常叙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