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高甲戏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高甲戏是闽南地区主要的地方剧种,它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根植闽南乡土农村,并吸收各优秀剧种的精髓为自己所用,兼收并蓄从而丰富自身。从高甲戏的剧目内容和表演形态中,可见蕴含其中的闽南人的性格特质及闽南地域民俗文化的一些特点。虽然高甲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在高甲戏剧种恢复和活态传承的当代,可望高甲戏的发展会得到稳定和繁荣。     

“非遗”视野下梨园戏的当代保护与传承

2006年古剧种梨园戏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当下都市剧场化的文化情境中,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剧种面临着传承危机。原汁原味复原表演艺术,通过团带班、师传徒方式沿袭严格的师承传统,辅以戏曲资料,挖掘恢复传统折子戏,是保护传承剧种的重要途径。     

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     

“五四”前后胡适实用主义影响评议

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并积极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此后却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这反映出一种理论对特定时代的作用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     

对道家“身为物累”的历史性诠释

"身为物累"是人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它在春秋战国特定时期的凸显引起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的关注、焦灼与困惑。今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及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为我们有效探索和科学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它的本质是人的异化;私有制是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它与私有制相始终,但在整个历程中并非维持始终衡定状态,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往往会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双重的,即既可促使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也可使个体幸福和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以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辩证统一观,既看到它存在的历史客观性,又以法制与道德相结合的手段防止它的肆意泛滥,达至终极个体幸福与社会至善,是对待这一现象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

作为一个兼容了昆、梆、罗、卷、簧五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上党梆子在山西四大梆子中独具特色。但是，“上党梆子”一词，在近百年发展的历史上，其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流变在不断地变化着，“上党梆子”的名与实，存在很大差异。     

透析“法轮功”的社会土壤和欺骗性

“法轮功”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分析了邪教“法轮功”产生的中外历史背景、根源和社会土壤 ,从五个方面深刻剖析和揭露了“法轮功”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历史“跨越”·初级阶段·反倾向问题

历史“跨越”,包括理论“跨越”与实践“跨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后者是指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非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理论“跨越”与实践“跨越”的区别与联系,不能正确地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导致现实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屡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简论曾国藩与程朱理学

一、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一种新的儒学.它孕育于北宋仁宗时期,大盛于南宋孝光之际,理宗统治时期取得独尊地位后,便支配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     

“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

颓废的心理情绪,是“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性情绪形态,它较广泛地存在于“五四”文学之中。本文从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及“五四”特殊历史现实土壤等方面,着重分析了“颓废”在“五四”小说中发生的根源,认为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没落士大夫情结是“五四”作家接受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传统依据和心理基础,而“五四”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颓废”心理情绪适宜的生长土壤。     

王国维“境界”说的存在主义向度

20世纪初以降,学术界对王国维"境界"说核心内容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有关"境界"说的研究依然存在不少语焉不详之处,特别是对其精神向度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剖析。从存在主义视角来探讨"境界"说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理路。基于《人间词话》中对"此在"孤独境遇的高度推崇,以及重在审验"存在"真理的美学立场,"境界"说内含着"本真性"、"忧"、"自由"等三大价值范畴。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及其对新时代的价值启示

“赶考”精神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持续追问，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观察中，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史观照中，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突出共产党人应然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它既有着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也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它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永葆初心的斗争状态，也展现为新时代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通过探究“赶考”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衍化，厘清其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地位，聚焦百年大党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艰辛跋涉、执政为民的历史态度。我们既要有矢志不渝、崇高远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也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自觉。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所处的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发展奇迹的精神支撑，更是深刻体现出伟大民族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年“延安窑洞之问”的持续回应，也展现了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伟大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冬夏对话”与维吾尔族诗歌中的“论辩体”

"论辩体"是维吾尔族诗歌中的常见现象,其"冬夏对话"的早期形式,源自古代突厥人特定的地理生存环境及受其影响的生产方式和心灵状态。"论辩体"诗歌有利于拓展文学表现空间、有利于深化辨证思维、有利于生动直观的表现,因此后世诗人们不断传承运用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受社会发展和宗教观念的影响,"论辩体"诗歌在历史的传承中一方面不断扩展比拟要素和表现内涵,另一方面则保留"拟人化"而淡化褪去了其中的"泛神化"因素。一种文学形式的缘起、传承和发展,蕴含折射着一种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情的缘起、传承和发展。     

冷酷是一种现实──从《现实一种》看余华的创作取向

《现实一种》描写了人性中冷酷、残忍的一面，余华背叛了前贤们社会批判以及救赎的角度，把这种冷酷与残忍视作人类原本存在的一种自在状态并加以欣赏。余华的这种“嗜痴成癖”的态度是作者自身特殊经历与这一代人在社会转型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普遍心理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作者自我抚慰、自我生存的一种特殊方式。     

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

“自然”观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其地位不仅未被正确认识,而且往往为人所误解。“自然”这一老子提出的关于事物生化本因论的范畴,其涵义即“非他使然”的“自己而然”,它是道家之“道”的特定内涵,是诸如“有为”、“无为”等重要哲学命题的基据。从实质上说,老庄的“自然”观是一种物“自然”观念;以物“自然”为法而匡范人类,则是其哲学目的,这也正是其理论缺陷之所在,同时又是老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逃不脱“见弃于当途”这种命运的根本原因     

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根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对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从行业和目标国分布来看,面向欧美发达国家获取诸如品牌和新技术等战略资产,以及面向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行企业跨国经营,是今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方向。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五个必由之路”与“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的新时代意涵和内在逻辑

分析形势和任务、研判路径和条件、总结成就和经验,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独特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已经过去的新时代这近十年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积淀了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五个必由之路”的新鲜经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发展仍具有“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我们必须因势利导,主动应对仍然存在的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甚至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历史关口,继续走好“五个必由之路”,善于用好“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刻思考和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自觉、现实要求与必然逻辑,进一步深化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与历史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