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民主与民生关系的政治学分析——基于杭州市城市民主管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民主促民生是杭州人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先进经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值得总结。最初,民主促民生的意思是通过民主渠道促进民生问题的有效、合理的解决。经过数年的发展,民主从促进民生的工具,正逐步内化为市民生活的常态。在这一逻辑层面上,呈现出民生促民主健康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社会的变化及其治理困境——基于民主与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国有企业改革、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加等,从基础性层面对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单位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引发了单位制社会在控制机制、制度空间以及单位形态上的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后单位制社会时代,带来了以员工利益为核心的工资、保障、福利等诸多层面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从而改变了单位治理的旧有格局,增加了单位治理的复杂性。实现单位治理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单位民主,通过民主的利益均衡作用实现工作单位社会内部利益的均衡与协调,促进工作单位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 ,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基于有效治理的复合民主:中国民主成长的可能方式

既要顺应民主的潮流,落实民主的普适价值,又要切实应对巨型国家治理的种种现实难题,政治发展的特殊境遇,决定了有效治理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合乎逻辑的现实目标和基本准则.基于有效治理的民主实践不会拘泥于现有的民主制度形式,而很可能会在长期的试错性探索过程中,将各种有效的民主实现形式吸纳和整合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民主政治体系.     

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社区嵌入的深度受到权力、利益和文化三元变量的影响。目前,村级的治理水平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上。“精英治理”和“民主治理”的差别在于体制内精英的被选择方式及其自我表现方式的不同。消除这种差别需要提高村民自治制度化水平以及农村社区的公民素质。村级民主治理水平能否不断得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自觉的、内省的状态、坚持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能否保证其成员不断克服狭隘的理性人偏好并逐渐向道德人偏好转变。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协商治理与民主建设——以东亚国家民主巩固为背景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在完成民主转型之后进入到了民主巩固时期,但这一时期又是民主发展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如何既能巩固和发展民主,又能有效地应对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东亚国家的协商治理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新路径。本文从公共治理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了东亚协商治理产生的基础、机制、在民主巩固中的价值和局限,并就它对民主建设所具有的启示浅谈了作者的一些观点。     

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政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的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高度国家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而渐进民主治理则体现了公民社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嵌入程度,“高度与渐进”正好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性.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寻求一种相容性的构建路径,即国家能力要主动扩大民主治理的空间,而民主治理则要积极支持国家能力的权威,双方的共容才可能实现共同的繁荣昌盛.     

网络民主中的政府治理及其法律调控

网络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日益成为新的民主形式,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政府治理才能保障民主的畅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传统民主相比,网络民主中的政府治理在行使行政权的法律依据、程序和方法、内容、对象、监督、效力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为确保政府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必须为网络民主中的政府治理设定合理性和合法性两个度量标准,并制定保护网络民主、规制政府治理的专门法律。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学术民主与创新思维

创新是思维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要进行创新思维或创造性活动,思维主体除了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准备、实践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有充分的学术民主。学术民主包括客观的民主环境和主观的民主意识,这两方面缺少任何一方,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活动。     

论国家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一点启示

国家治理中包括两个重要维度: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政府治理的行动中,人们往往关注政府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而合法性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能够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比如,竞争性民主就不能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商议民主.这种商议包括制度化的商议和非制度化的商议.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是依赖于有效性来证明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是可行的,但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今天,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借助于法治化的手段和商议民主的方法是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方法.     

社区文化平台与民主治理——天津市南开区欣苑小区的启示

社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也是基层民主实践基地。在这一领域中,社区居民通过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增进了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也促进了小区的公共治理。小区的这种实践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表明,社区文化平台是公共活动空间的基础,共同的文化活动增进了和谐与参与意识,以此为基础,中国基层民主具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公民参与和民主理论——自由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比较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占主导的自由民主理论中公民参与的地位异常低微,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被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反复强调。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我们认为,相对于自由民主政治哲学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有着更强的契合性和说服力,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探寻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民主治理现实困境的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建构起来的价值中立原则,一方面受到来自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改革实践的广泛审视。于是,许多学者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只有积极探索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民主治理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