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下的土地撂荒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土地还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随着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是土地的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矛盾;二是发挥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农民对土地的保障依赖是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使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确保土地流转,加强土地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农地流转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对策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构建既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又保护农民权益的农地现代产权制度,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以使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工人。要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必须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按照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地产权市场交易、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走向现代农业等基本要求,构建以依法租赁与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流转崭新模式。     

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及其创新发展

在土地公有制、土地资源约束和城乡二元体制条件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制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国家农业政策和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刚性制约,农地使用权的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如何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激励农地使用权交易,实现产业与规模效益,保障国家和交易各方的利益,这是三农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发展进程相适应,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健全农地产权制度、使用权交易模式和市场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     

农地功能的再认识:保障、福利及其转化

随着人地关系变化与农村社会变迁,有必要重新认识农地功能。通过对农地保障与农地福利的概念识别,结合农户生活所需和现实情境,可将农地福利保障功能细分为生存保障功能、集体互惠功能、财产享益功能和情感寄托功能。不同类型的农户对于农地功能诉求存在差异性。尽管老一代农户对农地依然有着较强的情感寄托诉求,但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与择业空间的扩大,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不断弱化,福利功能尤其是财产功能逐步显现并增强。农地保障功能转换为福利功能依赖于农地经营权的让渡,可通过引导不同类型农户有序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等途径,促进农地流转交易的市场化。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论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障

城镇化发展涉及土地和人口两种资源要素的再配置。保障农民权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要义。由于历史上二元体制下农民的身份限制还没有完全消除,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彻底,我国农民在实现土地财产权益、与城市居民同等享有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在现阶段,要不断完善和推进实施居住证制度,为实现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过渡、做准备;要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关系城乡转移接续等。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农地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农地流转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适度规模原则、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及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与市场边界原则.政府要积极引导农地合理流转、依法规范农地有序流转、着力保障农地高效流转以实现其在农地流转中的主导作用.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从合约及合约交易的维度,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利益纠纷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分析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合约主要表现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第二,缔约对象的亲缘性、缔约形式的非契约性、以及农户普遍存在的"价格幻觉",是引发纠纷的关键。本文认为,强化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保障缔约的自主性、缔约程序的规制性、合约内容的适度完整性以及契约维护的规范性,是缓解流转纠纷的重要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结合,并达成政策目标的相容,应该是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流转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所负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及所具有的成员权性质不能作为否定其作为抵押财产的理由.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的实现应受用途管制的限制.我们置重的无疑是赋予农民一个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产要素功能.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法律上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但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农民并不一定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及也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选择自己认为最能发挥土地效益的利用方式.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性质,不能作为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流转的理由.     

土地承包农户纠纷的制度原因及其化解路径

土地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双重功能,农民对土地具有某种生存性依赖。由此,政府延长土地承包权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符合国家战略并以土地承包法为实施依据;而农户间的土地契约是连接土地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种装置,这符合农村资源禀赋特征且以合同法为执行基础,农户土地纠纷的实质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和农民的契约基础之间存在不一致。为了协调政府政策和农户契约,根本化解农户的土地纠纷,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规定,回应土地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的特征,采取措施逐渐弱化农户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若干思考——以农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在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中间进退失据.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流转方式、流转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上.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应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础上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法律制度,以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以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探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所涉及的最本质的内容是界定承包方对农地的"处分权".中国现有法律对这种"处分权"的限制有利于深层次了解土地流转制度之外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在土地流转中,对于农地的保护、农民生产资料的保护,特别是农民长远福利的保障是现在研究土地流转问题的着眼点.并在此基础上界定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和监管责任.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及变革方向

当前农地产权残缺的直接后果是农户承包权缺乏安全性和排他性,不利于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也不利于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物权法》在农地产权界定上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规定"集体"及"集体成员"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和模糊依然如故,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今后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国有永佃制。     

论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完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确立构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然后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具体的实践模式.改革与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换保障",为此,应明确"土地换保障"制度下的保障对象,分类、分层制定具体的保障办法,并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     

贫困地区农地保障功能的重构与拓展--以政府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农地提供的保障功能应该是多层次的,但是目前贫困地区农地的利用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农地保障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农地的基础上政府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制度的完善,构建适合当地经济水平的农地利用制度,实现农地保障功能的最大化和合理化.     

论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地位

农地所有人不享有土地流转的交换价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物权地位的确认以及作为农地所有人的非民事主体构造性,决定了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流转中不应以主体(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农地所有人对土地经营的管理权的享有、土地作为权利客体所承载的社会共同利益性对农地所有人所产生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以及农地所有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的存在,又要求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的具体角色定位应是监督者与服务者,为保障农地所有人在介入土地流转中不偏离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必要对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权利进行具体限定。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研究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既有利于维护前期农地确权成果,也有利于化解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的农地矛盾和纠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方式选择上,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都有较为强烈的调整诉求,且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诉求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群体归因于无地和少地人口对获得农地的诉求以及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诉求,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缘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化解土地纠纷的考虑。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要立足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在坚持维护好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做好衔接的前期准备工作;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保障无地少地农户合理权益;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     

土地发展权框架下失地农民的补偿

计划体制下土地征用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是导致失地农民补偿不足的制度性根源。这种补偿只是对农民在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收益的补偿,而未对获取这种使用权收益的资源禀赋进行补偿。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土地是农民依托于集体土地共有制下的一种资源禀赋,是农民在家庭农业经营下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土地征用中应明晰土地发展权,并保障土地发展权收益对失地农民资源禀赋的补偿,从而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转换和社会保障的安置。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制约农地流转效率提升的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两镇农地流转的典型调查分析

通过对安徽两个典型乡镇的调研,发现当前农地流转率虽然较高,但流转效率较低。制约当前农地流转效率提升的不仅有来自农户"乡土"情结等微观方面因素,还有基层政府引导力度不够等宏观因素。农地实现有效流转关键在于土地流转应契合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保持一致,在于土地产权分解科学可行,在于与城镇化保持同步发展,在于对城郊镇与非城郊镇的土地流转实现分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