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思潮,在亚洲各国也引起过一些反响。在中国,康有为最早在1898年11月就曾致函近卫笃麿,称颂“贵邦诸君子,仗义赴难,天下所闻”,期望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帮助自己一党重返清廷政坛。其后,清廷大员王文韶、瞿鸿禨、刘坤一等也都对近卫等人“倡兴亚之会,维持全局”的“不朽之业”多所称赞。以为大亚洲主义是日本各界“关垂敝国”,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登场时,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等十人曾经向全国各省将军、巡抚先后发出一批密电,传示主子袁世凯的命令,按袁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促各省一律拥护袁世凯称帝。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谢本书等著的《护国运动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但笔者根据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一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下)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上)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沈秉堃进京竞逐内阁与民初政争风潮

1912年卸任广西都督的沈秉堃紧随各党派领袖进京的热潮,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寻觅新的政治机遇。沈秉堃自以为凭借“南系中人”的地缘关系、挂名同盟会的党籍资格、前清旧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以及旧立宪派等各方力量妥协接纳的可能性,从而转化为竞逐民初政界的政治资本。基于此,沈秉堃先后介入提名选举陆征祥内阁工商总长、继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人选等政治争斗的急风险浪。其先是沦为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密议的牺牲品,再则因由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而败北,并潜在关联黄兴提议全体国务员入党问题。继而袁世凯“欲擒故纵”,嗾使京师军警界等各方坚请由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导致沈秉堃接连挫败。袁世凯纵横捭阖于各党各派领袖之间,成为最大政治赢家。沈秉堃进京史事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争错综交织的派系图谱。     

民初唐绍仪内阁的同盟会阁员人数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历来史家均认为有五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暑理)、司法总长王宠惠。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同盟会籍的阁员不止五人,还应有内务总长赵秉钧。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的专擅而潜定天津,此后,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却未辞职。《盛京时报》1912年7月5日报道“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时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次同盟会国务员辞职,赵总长不在其列。闻其理由,系赵总长受职在前,入会在后,故不必与其它国务员(以同盟     

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礻几)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     

范源濂教育思想述论

<正> 范源濂(1876～1927),字静生,近代著名教育家。早年就读于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为方便中国留学生,倡设宏文书院,并建议在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民国成立后,继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颁布民国教育宗旨,制订“壬子癸丑学制”,使新生的共和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范源濂二度出任教育总长,上台伊始即摒弃袁氏复古教育,实行民元教育方针,重整教育大业。1920年直系组阁,范源濂三度出任教育总长,殚精竭虑,勉力维持。1923年被     

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试论民初政局大变动中的章太炎

在民初政局的大变动中 ,章太炎积极推进共和政体的建立 ,力行实业建设 ,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与帝制复辟 ,保护《临时约法》 ,其政治立场与行动的主导面是积极的。虽然在武昌起义后 ,章太炎亦曾拥护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 ,主张定都北京 ,甚至在汉冶萍公司抵押等问题上反对孙中山 ,但对这些问题 ,均应具体分析 ,不能轻易论定民初的章太炎就已完全转向反动势力一边。     

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汤化龙不仅是清末民初极具影响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容忽视的教育家。他曾担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一生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清末督抚与近代官报创设——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主要分析对象

《北洋官报》的创建及其成功运作与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从筹备创建到编辑发行乃至运营效果,袁世凯都亲自过问,《北洋官报》产生的示范效应与其亲力推动不可分割。因此,在近代官报的改革和发展中,袁世凯发挥了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袁世凯对新闻界保持着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自办官报;另一方面又控制破坏新闻媒体,对其在不同时期或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我们就具体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客观评价,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光绪年间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京都,南下从事教育,”借学堂之地鼓吹革命,为推翻满清统治培养革命人才。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主持、起草、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初步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但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教育的实质性改造无法进行下去,蔡元培仅任职六个月,就退出了内阁。一九一七年他接受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电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将他的     

从袁世凯与严修的交谊看直隶教育近代化

袁世凯与严修对清末直隶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人自小站练兵结识后,尤其是在教育改革上,志趣相投.袁世凯接受严修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制;他力邀严修担任直隶及全国教育行政管理职务,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袁世凯与严修通力合作,在直隶兴建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群体考察

教育总长是北洋政府时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其学识、能力等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和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教育总长产生过程和任职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教育总长的选任基本上秉承了"学问"和"道德"并重原则;政治派系的力量消长直接影响了教育总长的去留;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则是教育总长频频易人的根本原因。     

周学熙民国初年的税制改革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安徽建德(今东至)人,民国初年曾两度莅任袁世凯的财政总长,为谋国库充裕,对当时已经陈腐和紊乱的旧苛税进行了改革,把整理财政与发展经济相互联系在一起,使国家财政得以好转,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因此,他获得了“中国第一流理财能手”的美称。     

张謇变法思想述评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近代立宪派、资本家.光绪二年(1876)为淮军提督吴长庆幕僚,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创办纱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银行、铁路等实业。清末又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09年当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和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等职.他经历了清王朝、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闽政府等三个时代,为官五十年,对内外政策有不少看法;他的实业生涯,也有三十年之久,在经济方面有许多独到见解;他有丰富的变法思想.对当时和后来影响颇大,为此,甚有必要进行分析与探讨.张謇十分重视法,他认为,如欲天下走上轨道而达到太平,没有法是不行的,所谓“微法律末由矣”。要避免相互间的争斗和解除人民的痛     

陈宦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宦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宦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宦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宦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