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节日：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及其反响

拓宽历史的视野，从革命节日的角度关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巨变中受众与参与者的心态与言论，可更加增进我们研究积累的新思路。聚焦当年的革命心态与革命情结，透过革命党举行纪念会以凝聚人心、煽动排满情绪等细节来考察革命知识如何被制作，在不同群体与空间中如何流动，此前似乎关注不多。本文期待以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及其反响为例，深入展示革命知识的流动情景与受众的反应。这其中既有革命领袖的魅力与鼓动，更有众声喧哗的受众反响，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近距离观察革命者与革命集会的契机，进而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

孙中山一生的理论著述可分为三个时期,《建国方略》(含《实业计划》)是其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作.《实业计划》提出了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发展交通运输是这个蓝图的核心部分,铁路建设是其重中之重.城市近代化的设想是这个蓝图的一个重要内容.全面发展,让人民享受近代文明之乐.对外开放是实施《实业计划》的重要条件.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试图为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作重大贡献.然而,它最终却只停留在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上,作为历史经验值得思索和总结.     

论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变革理路

孙中山关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理念凸现出迎汇世界潮流 ,定位近世文明 ,倡导协调发展和开创中国特式等变征。法古不为其惑 ,役古不为其奴 ;法西不为其惑 ,役西不为其奴 ,乃是孙中山“中国式”社会变革理念之精髓所在。     

晚清女子演说与“新女界”建构的身份认同

1905年对美争约风潮中的女子演说运动,加入了建构晚清女性的性别群体新认同的进程之中: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说运动,其语言学习和挪用了其时的政论修辞及概念,女性通过演说议政,建构了自我的国民身份;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以演说为结成团体的动员,以国民团体一员的身份加入新的公共社会之中。由此,晚清女性构建了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议政的女国民团体之一员。追溯女性以演说形式发声的因由,可发现晚清新学中的女学堂教育提供了条件:女学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设计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提供校园作为训练空间。此时的女子演说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园、讲堂、私宅的封闭空间内面对同性呼告为止,为五四后辈们走上街头的呼告做了准备。不过,通过文字、图像史料发现,隔绝异性的活动使男性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加入对"新女界"面貌的建构之中。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

1917~1918年间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唐继尧参与护法,打的旗号却是"靖国"。围绕着护法的目的,特别是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问题,孙中山与唐继尧相互发出了数十件电报,反复争论,形成一场"电报战",成为民初政坛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造成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史料、文本与史实——楚申舟被杀事件的书写与解读

楚申舟过宋被杀是春秋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引起了邦交关系的系列反应,《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都有记载,但所记又有歧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也记载了此事,通过对史料的比较分析得出近真的史实,同时可以了解不同文本的写作方式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楚庄王为惩治宋国谋划已久,申舟过宋被杀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有着复杂的个人和邦交利益纠葛,各诸侯国为此征伐、盟会、出使,忙得不亦乐乎,各方的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     

“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孙中山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译著.本文从孙中山翻译此书的动机、译著的性质与内容、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对孙中山人生追求及思想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机缘,也是巧合,偶然之中又有一定的必然性;译著是救护培训的教材,翻译本书,第一次将红十字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也产生深远影响;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女高师的新教育与“新女性”的塑造

北京女高师首届国文专修科的学生从参加演说活动到参与话剧表演，这些活动深刻地影响到她们的思想启蒙、白话书写、人格塑造等诸方面，进而孕育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五四”新女性。     

从《纽约时报》看伍廷芳病逝前夕与孙中山的关系真相

查阅《纽约时报》的多篇报道以及对伍廷芳本人的采访,加上知情人伍朝枢的叙述,参照当时的南方局势与伍廷芳的个人旨趣可知,在伍廷芳病逝前的一周之内,伍廷芳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伍廷芳病故之前的辞职通电就是伍孙同盟解除的标志。个中原因,主要是伍廷芳既失望于调停陈、孙矛盾的失败,也不满于孙中山不听他的劝阻,下令轰射市区,才觉得五年一无所获。在如何对待发动兵变的陈炯明与无辜的普通民众的问题上,孙、伍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与留洋攻法的法律人兼外交家之间的身份差异。     

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论孙中山的“中国国际化发展”思想——《实业计划》再认识

"中国国际化发展"是贯穿孙中山一生的理想与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孙中山即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正式提出这一主张。《实业计划》的英文书名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译作"中国国际化发展"或"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可能更为合适。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严谨、细密、科学并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全国工业、交通规划,不如说是孙中山对于未来中国国际化发展的宏观设想。《实业计划》是近代以来最早、最完整、最系统提出运用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力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实现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中国的战略。然而,这一理想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并未能够实现,这是因为他在晚年面临着极其错综诡谲的国际国内形势。孙中山希望向英美寻求资金支持,以和平、渐进、开放的方式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却屡遭挫折。面对困境,他外争主权、内争政权,选择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力争完成国家统一。孙中山逝世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的思想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国人对《实业计划》的解读亦常常忽略其国际化发展的理念。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这一思想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并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与思想动力。     

孙中山的“考试权”思想及其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实践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发动辛亥革命与规划中华民国新政权时,吸取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有益内容,又参考了近代西方文官制度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加以改革与发展,创立了考试权独立的学说。这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施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就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考试权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与现代教育史上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虽然由于国民党政治的日趋腐败,而使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腐蚀与破坏,但它对社会曾发生的作用与影响,它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可以作为当前我国干部制度与人事制度改革的借鉴。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借此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适时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的最终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写作视角上的“差异”——以《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为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定性二人之间的差异。透过《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工、无产阶级革命等核心理论问题上的写作视角确有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涉及他们政治、哲学立场的根本。并且,这些差异展现了二人的优势互补与相互合作,恰恰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所谓的"差异论",本质上就是"贡献论"——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力合作,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     

从《震坛》看中国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勃兴,创办刊物为其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本文通过对《震坛》周刊的分析,阐发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的互动关系,从更为广阔的层面,揭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