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矛盾:"五卅"后国民党的"废约"言动与策略

"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曾一度声援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但随后却进行对内的军事行动.在应对各种批评和决定改组政府的双重考虑中,国民党开始积极支持和主持广东各界的声援活动.国民党提出由"国民"督责执政府实行度除不平等条约.其自身却不居其任.但当执政府向各国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后,国民党却给予批驳.从国际法理和事实两个角度分析,国民党的言动其实是为成立国民政府而实施的一种宣传策略.     

对一种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谋"的追究--三论"苏力招博事件"

在<我们对社会生活"言说"的正当性--再论"苏力招博事件">一文中,我经由主张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和检讨"苏力招博事件"和那些与此相关的文字,进而对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所出现的集体性失语现象做出了这样两个追问:第一,往日里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孙志刚案""刘涌案""黄碟案"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情形)进行"发言"和撰文讨论的学术界人士去了哪里?     

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

中国从巴黎和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开始 ,到华盛顿会议 ,再到与各国的修约谈判 ,直至中英新约签署 ,顾维钧是惟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作为一名弱国外交代表 ,顾维钧领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开辟了中国自主外交的先例。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 ,他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 ,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 ,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 ,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 ,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一位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 ,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乃得以确立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对汉字简化的呼吁

汉字使用问题上近年两岸一些人士相继提出"识正书简"、"识繁用简"的观点,对汉字简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但在20世纪前半期,汉字简化却几为政、学各派共识。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政治对立,汉字简化之议却同步兴起,不仅国共两党主张,自由知识分子也极表赞同并大声呼吁。惟因国民党内出现异声,加之大陆公布简化方案在前,国民党的简化动议胎死腹中。在自由派与国民党趋于对立的背景下,他们在汉字简化问题上的呼应,更能显示那个时代全民族对待文化的急躁心态。     

多尔的“第三空间”及其缺陷——以艺术教育为视角

后现代教育中存在着理性(科学)和感性(叙事)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应的则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裂甚至对立。艺术教育既包含感性的内容,也包含理性的认知,因此可以跨越两种思维和教育模式。在威廉·多尔提出的"第三空间"中,"情境""情感""精神""生命力"等重要内容都与艺术及艺术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艺术教育作为一种"前教育"使得"第三空间"成为可能,为弥合教育二元分裂提供了契机,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艺术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观的对立和斗争。 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是这种改革开放观的根本。另一种是党内外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精英”及其支持者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观。其实质是割裂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两种改革开放观在其它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都是从坚持还是割裂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这个根本对立中必然引伸出来的,或者说可以归结为这个根本对立。 从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根本性质来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是一个

最近我们在学习中,对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意见异常分歧,归纳起来主要的是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提两个——除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外,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问题。一种则坚持恩格斯的提法,主张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是一个,我是主张后一种意见的。为什么说哲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是一个呢?因为这是经典作家无数次肯定了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全部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伟大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也说过:“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     

关于儒家两种对立人性观的“误读”的解读

在儒家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观,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儒家的这两种人性观是根本对立的。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儒家人性观的一种“误读”。笔者通过解读学术界之所以得出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性观的原因,并从人性发生论的角度阐释了孟子、荀子人性观是殊途而同归的,而不是对立的。两种貌似对立、实则同归的人性观的殊途而同归表现点为:它们在最终目的和方法上是相同的,从而澄清了学术界关于孟子、荀子人性观对立之分歧。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论“人权”与“人的解放”——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

彼此衔接而又有根本区别的两个历史时代的标志,作为“人权”和“人的解放”分别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一、人权——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人权,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神权     

胡适关于“自由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这两大思潮通常以相互攻讦或对立的面貌出现,这就使它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视野。其实,作为因应社会政治制度或环境问题的产物,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先天的相通性。在近代中国,受特殊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家们大都在融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上下过一些功夫。在这个问题上,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借鉴和吸纳自由主义的立场,他提出的最极致的主张,是要对这两种思潮作一种价值上的融合,达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以打造出适合中国之需的"自由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论墨子的“天鬼观”非宗教教义

墨子的"天鬼观"是否宗教教义,墨子是否宗教教主,20世纪的国内外墨学研究者存在很大分歧。由于在墨子的"天鬼观"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因此"天鬼观"不是宗教,墨子当然也不是创教教主。墨子鼓吹"天鬼观"的主观动机,就是借助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仰的"天鬼"的神秘权威,宣传和推行其以"兼爱"为中心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因而"天鬼观"是一种神道设教。     

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一国两制”和“反对霸权主义”──学习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若干思考

如何实现中国统一，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我们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在今年内澳门也将回归祖国。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问题上，现在仅剩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自１９４９年国民党逃离大陆盘距台湾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就形成了长期对立的局面，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中国共产党内也曾有和平或武力解放台湾的两种主张，邓小平同志以现实主义态度告诉人们，“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吞不掉谁”。如何实现统一？邓小平同志以超人的智慧向…     

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关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一点理解

“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产生,表现着该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在基本阶级之外,通常还存在着非基本阶级。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该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又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几个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交错在一起,使本来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服从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使两个以上的基本阶级同属人民的范围。例如,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不仅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也曾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过统一战线。这时,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因他们之间的     

神圣之维的美学建构——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

美的神圣性与终极价值、绝对价值密切相关,是终极之美、绝对之美,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根源。人与世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意义"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对于"人与意义"维度的忽视是中国传统美学存在的重大缺憾。尽管从表面上看,中西美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同的属性——都把审美活动作为生命超越的一种方式,但二者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孕育美的神圣性的温床,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美学在此方面则存在根本缺憾。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是美学自身所蕴含的神圣之维得以真正展开的历史契机。对于美的神圣性的讨论,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重构。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汉代政治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历史的""六艺之科"与"思想的""孔子之术"两条主线。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尊儒"的制度基础,但武帝朝出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以至对立,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议的召开,"六艺之科"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产生"新秦政",对"尊儒"提出重大挑战,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入新的阶段。其后元帝、王莽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虽不断试图融合,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王莽政治以极度标榜二者,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