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兼论日本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近年来,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新出土资料相继问世,这些资料对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儒家角度看,出土资料为《易》经典化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点。郭店楚简《六德》和上博楚简《周易》的发现,证明了战国前期《易》已经成为儒家经典,《易》的经典化和秦始皇的焚书及挟书律完全没有关系。从道家角度看,以前,具备宇宙生成论的道家思想只见于《老子》,但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的发现,证实了战国前期还存在着好几种带有宇宙生成论的道家思想。日本研究者对新出土资料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只有第三种敢于大胆纠正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谬误。     

楚简《老子》道论的主题──简、帛《老子》道论比较

在一段时间里，有关研究者罕言老子的政治道德、政治哲学、南面术，却大谈特谈老子的宇宙本体论，大有此即《老子》主题之势。然而，郭店楚简《尊德义》说：治民有民道，治水有水道，御马有马道，种地有种地之道，“莫不有道”，但“人道为近”、“君子以人道取先”。而《性自命出》也说：“可为道者四，惟人道为可道也”，“是以入道以取先”。那末，老子的“道”、“可道”，是不是也“人道以取先”？或者说取先的是不是君道、政道、治道？而那“天道”宇宙本体论，是不是“虚晃一招”却最后落脚在人事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弄清简。帛…     

楚竹书《恒先》简说

《恒先》篇的诞生以及“恒先”这一范畴的形成,是对先秦关于道体学说的高度概括和创造性综合,标志 着道家哲学的新发展。其所提出的“自生自作”的宇宙理论,可以与《列子》、《庄子》的“自生自化”说互相发明,表明 战国时期的气化论思想已经相当成熟。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和天空形态观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是一篇关于宇宙生成和天地结构的楚国道家遗文。它以“太一”(“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太一”和“岁”为起止,用辩证的方法论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和各级生成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了“水”的重要地位和“神明”的作用。但它关于天空形态的看法既与“宣夜说”有关,又与“天圆地方说”有关。     

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思想世界新视野(上)

在对简帛中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文献展开微观和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如何从相对整体和宏观的立场上把握出土文献对认识古代中国哲学和思想带来的变化变得迫切起来。反过来说,相对整体视野的建立也有助于对局部问题的认识。通而观之,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等文献都是有关宇宙生成新模式的,它们为重新认识古代宇宙生成论带来了新的刺激;上博楚简《鲁邦大旱》、《鬼神之明》和《三德》等文献呈现出来的,是随着周秦时代人文意识、人事作用的扩大,此前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在被弱化的同时,又以不同的面貌表现了出来;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五行》、《穷达以时》等文献可以看出周秦时代的思想家通过"内外"、"身心"、"天人"等关系建立德性伦理的过程和方式;马王堆帛书《黃老四经》、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楚简《从政》等文献在公共理性和制度规范方面展现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古代早期的思想世界比已知的世界要广大,比已知的要丰富、复杂。     

《恒先》的宇宙生成论及其思想价值

《恒先》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概念“恒”与“或”实为二位一体的关系,类似于《老子》的“道”与“一”,“恒”为本体论概念,“或”为生成论概念。“或”是最高本体“恒”在生成论论域中的代名词,以“或”为起点的生成论本质上是古代哲学中常见的“气生论”。从“或”开始的宇宙演化,经形上之“气”的过渡阶段,最终落实为形下之“有”,展现了一个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的更为哲学化的解释系统。对照传世典籍中的相关思想,可以展现这个久佚的解释系统中的独特思想价值。     

“朴”:老庄美学的核心

老子美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这影响着我们对整个道家美学深层结构的把握。我认为老子美学的逻辑起点不是“道”、“无”、“有”,而是“朴”。《老子》研究中,“朴”这一范畴向来被忽略,一般视之为表述“道”的普通概念,讲老子美学时,把“朴”简单地归属“无”的名下。我认为“朴”是与“道”,“无”有同等地位的本体性范畴,它是大宇宙无名之浑沌与小宇宙(人)无欲之冲虚的统一。“朴”的观念奠定     

“恒”:《恒先》哲学体系的核心

《恒先》构建了一个以"恒"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恒"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人类世界的形而上根据。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恒"经过"或""气"等阶段的展开,生出了缤纷五彩的世界。在宇宙万物生成以后,"恒"作为本体还有着让万物复归本体的欲求。这与《老子》"道"的"无欲""有欲"思想有着类似之处。《恒先》的本体论主要是为其政治哲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在《恒先》作者看来,人类世界虽然与本体世界不同,但最终都要符合本体"恒"的要求。只有在本体"恒"的"无为"思想指导下,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老子》世传本“常道”与帛书本“恒道”辨析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世人甫知《老子》世传诸本中的“常道”,原文应为“恒道”。而根据“恒”的字形分析,“恒”的本义应该是“心交天地,循环不已”,根据《老子》原文语境分析,“恒道”的意思应该是“体悟自然之道”,故“恒道”与“常道”不是完全同义词,世传本《老子》以“常道”易“恒道”实属封建陋规（避讳）下的无奈之举。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帛《易》源流蠡测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楚简“逸诗”《多薪》补释

新近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多薪》一篇简一“兄及弟淇,鲜我二人”中的“淇”应读作“綦”,通“繄(殹)”,而“淇鲜”当为“鲜淇”的误倒。从文献中看,墨子以“长松、文梓”作为楚地的代表性良木,而《多薪》则称“多薪多薪,莫如松梓”,因此《多薪》当为楚地之作。而其诗意则在于用松的常青来比喻兄弟之情。     

赋注释要及其批评内涵

赋注由常规的注音、释词、句解到后来重凡例、擅题解、撰序跋等批点形态嬗递的过程,其内在理路是由释义而训理,在“尊题”的原则下兼采批点、品评、注解、阐释等法,考订翔实,注重理据,得以疏文达意,开示匠心。而汇注是赋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多人共注而成,所以呈现出不同的赋学理念。“汇注”虽集中了“他注”与“自注”中的训释字词、串解文义、文献征引、注音等特征,然又迥异二者,因其在凡例、序跋、题解、名物考释、校勘辨伪等方面均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

从《隋书·经籍志》相关史料的断句、荀勖新簿与郑默《中经》之关系、《北堂书钞》所引两处史料的正确解读、荀勖开创四部分类法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古今书目不录《中经》之原因等六个方面,就四部分类法的起源问题与董恩林先生《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一文进行深入的讨论,进而认为荀勖新簿是一部承袭《中经》所著录图书、又变更了《中经》分类体制的一部全新的目录著作,因此,四部分类法只能是起源于苟勖《晋中经簿》、而非郑默之《中经》。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论老子“尊道贵德”思想的政治伦理轴向

《老子》一书把"道"作为哲学、伦理学的最高范畴。道是万有的本原和内在法则,德是万有的本性和内在根据。因为准则性的东西生发于"内心",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所以"内圣外王"对于思想家永远是个难题。但是,道家通过"尊道贵德"破解了这一难题。他通过"道"—"德"的辩证关系,即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在形而上学层面为政治伦理奠定了精神哲学基础。尊道贵德的君王应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的教导。文章首先阐释"尊道"与"贵德"思想的文本根源,进而提出问题:《老子》是为谁设计的道德?探究老子写作的政治旨趣,最后分析老子"尊道贵德"思想作为政治伦理活性基元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所开启之易学可称为现代新义理派,相较于传统易学其有四个基本特点,即:新视域、新问题、新阐释、重工夫。现代新儒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反观易学,用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方式阐述易学中的义理。他们承接宋易,将西方哲学的理念融入于易学之中,以易学接通西学,以此彰显易学的现代价值。     

《庄子》的道思及其诗意表达——通《庄子》玄奥之门

《庄子》的道思,乃是以“道通为一”的动态整体观为主线。这种道思是理性的概念思维之外的另一思路,即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思路。这种思路所使用的表达语言也不同于概念思维思路使用的语言,而是诗意隐喻的语言。必须暂时悬置概念思维而借助悟性的“象思维”进入这种语境,才能真正把握《庄子》的道思。庄子正是以道思揭示出人性“欲壑难填”的弱点,而对人类自身异化作出深刻批判。庄子同时还揭示出人具有对于克服异化追求理想自由的善根,从而为人类摆脱精神危机点亮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