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法治观念历史演变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观

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古已有之,西方法治思想更是源远流长,通过研究法治观念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总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现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中国实行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是杜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试析影响中国法治权威树立的因素

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法治权威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这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中,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着法治权威的树立。     

党的领导: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

顺应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转变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和目标.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依靠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这是由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优势以及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的前提、方式和任务所决定的.     

法治视域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之思考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保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依法治国凝聚了百年来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创造了新的辉煌成就,形成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经验。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四重内在逻辑,即富含深刻的历史逻辑、厚重的实践逻辑、系统的制度逻辑和科学的理论逻辑。     

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

中国60多年法治建设的风雨历程,充分证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详细绘制了"法治中国宏伟蓝图"。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在全社会倡导法治精神、培育法信仰。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良法善治,才能确立法治公信力,促成社会公众法信仰的生成,而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培养法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法治文明的历史溯源及其当代启示

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法治的发展史就是法治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法治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法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基本涵义有着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道路,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只能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循序发展的渐进之路。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