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文章概述了治理民主理论,认为其能够在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两方面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从该理论视野出发,发现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此二“基础性民主”建设滞后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面临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上层性民主”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制度绩效。为扎实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大力建设治理民主,依次以法治民主提供制度框架;以分权民主形成多中心治理;以“上层性民主”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购买绩效。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风险与防范

一般理论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提升效率、促进民主、实现政府责任。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购买服务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购买服务不一定能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可能威胁社会的民主治理,或者降低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为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潜在风险,需构建竞争性制度环境、建立需求评估机制、提升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研究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有利于解决政府的一系列越位和缺位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完善。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问题的主要根源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缓慢与不到位,政府的职能转换明显滞后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展的要求。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继续进行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换,是解决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诸多问题的根本对策。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进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实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内学术界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进展,包括其理论基础、实践与问题、国外经验与启示、推进方略等。现有研究在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购买内容狭窄、承接主体单一、研究方法不规范等问题。为有效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学术界除需要逐一解决这些问题之外,还需要从统筹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完善的政府购买制度体系、全面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等方面寻求突破。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与着力点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在广东省“先行先试”,广州与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通过项目购买、岗位购买等多种方式,催生了大批社会组织,提升了政府、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展现了社会工作在民生福利中的专业价值。但也存在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监管和引导不足、制度设计有缺陷、评估缺乏质量标准和监控平台、拨款程序繁杂等问题。下一步的着力点应在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并尊重双方责权利的原则下,出台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标准规范和评估规则,建立评估指导中心和有效的监控管理平台,依法依规操作,并定期进行教育培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长沙模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种创新。长沙市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文在分析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改进意见。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循环双向购买的过程,其购买方式主要有定向购买和竞争购买两种。立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元主体”,即政府、市场和公众,剖析定向购买方式和竞争购买方式可能蕴涵的诸如寻租、垄断、效率低下、购买不足等风险;同时,从服务购买对象的单一化、服务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共服务评估的困难以及信息公开的不对称等方面厘清相关风险的成因,提出风险的防范对策,以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机制——基于合作治理变革趋势的分析视角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一种改革工具历久弥新,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行政理念、组织结构、政府角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阐释了新时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价值,分析了政府购买涉及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及外部环境等多重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优化政府的资源整合机制,引入政府购买的问责机制;促进服务市场的有序竞争,优化市场监管机制;加大政府购买的政策扶植力度,着力培育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全面公开政府购买信息,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监管和评估的机制以及积累社会资本,建立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多元参与的服务供给机制等路径来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成效。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在实践领域与学术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都得到广泛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缺,通过综合和拓展已有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发现,并结合实践经验构建出一个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外部环境、驱动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影响效果、政策调整等多个维度,其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是理论框架的核心,包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及具体行动两个方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是政府、社会力量、公民三者良性互动构成。该框架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外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概念化图谱。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关系研究

以订立购买合同行为为逻辑起点而形成的购买合同法律关系,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供应商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与政府、消费者组合成一种三角形法律关系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关系在主体、客体等构成要素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独特的内涵,且在不同情形下发生变化。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政法学应当及时回应因政府实施购买活动所产生的多边法律关系问题,以便公正合理地确定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措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存在于购买的全过程,针对每个环节的潜在风险因素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有助于促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计划环节,应着重强化政府的购买责任意识、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甄选环节,重在规范购买程序、增强社会组织使命感;实施环节,则应从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着手;评价环节,则重在完善政府购买的绩效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等.     

基于治理理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

公益性事业单位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为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快,公益性事业单位自身存在的相关问题逐渐暴露,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深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题中之义。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要从各项体制上着手,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治化问题

现阶段,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有限性与民众公共服务需求的无限性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逐渐进入公共产品的提供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同时也遇到了效率、质量等方面的困境,国家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不仅应该追求公共服务效率,同时还应兼顾公共服务质量,避免权力寻租。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治化确定服务主体职责、确保服务对象权利、确立购买行为规范。建立健全有关政府购买的法律体系、界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建立公众参与的监督与解决机制,以促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治化进程。     

论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测量

和谐社会是全面系统的和谐,强调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重视公众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并适当采取自下而上的评估测量方式。同时政府公共服务的全面质量管理也蕴涵了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在分析了公共服务中顾客的定义和分类以及顾客导向的含义之后,介绍了顾客满意度测量的基本模型并重点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测量模型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顾客满意度测量在我国政府窗口服务部门开展的操作可行性。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中的政府责任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改革命题,是弥补市场失灵、拉动内需、促进统一市场形成、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举措。由于政府治理理念的偏差,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未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必须承担其责任,转变自身职能,规范府际关系,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灵活应用政府工具,建立问责制,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     

公益类企业体制改革研究

公益性业务提供的产品是公共产品,其目的是保障社会民生.从主要国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看出,公益性业务最早是由政府部门或者其附属机构承担,而后开始企业化,这种企业化是从国有企业开始的,继而逐步进行私有化改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最终都要实现按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公益类国企的外部管理体制主要涉及其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益类国企所涉及的行业越是关乎国家长远利益,政府管制程度越高;所涉及行业越是与个人密切相关,政府管制程度越低.后者可以考虑转向完全市场化的商业类国企.然而,这类国企在转型初期可能一时处于亏损状态,在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转并遵从政府要求时,同样应注意面向市场开展业务.当行业逐渐成熟时,再全面参与市场竞争.由于公益类国企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其内部管理体制也存在集权模式、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模式、分权模式三种.总之,公益类国企走向市场是一种基本的趋势,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转型发展期间,基本的原则是使企业实现市场化经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公益类国企的效率不断提高.     

焦点事件中危机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危机边界指区隔公共危机中利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隐形规定,产生于风险社会情境下群体或组织的互动与博弈。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的多元与异化是主体间互动与博弈失衡的重要诱因,其导致焦点事件爆发,推动政策窗口出现。而焦点事件爆发引发的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紊乱并非毫无逻辑,群体、组织或结构之间围绕利益、权利与权力展开的对抗常常借助制度、舆论实现诉求表达,从而引发边界的不断动荡、分化与重构,导致利益、权利与权力边界内涵处于混沌或失序状态。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构建公共危机边界模型,并应依据焦点事件中抗争主体涉及的边界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策略。其中牵涉的边界类型越多元,风险等级越高,越需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回应机制。     

公共危机事件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多元协同社会治理的合理肇端;其二,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潜在动力;其三,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面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