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均衡与多元协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工具选择

选取31个省级地方政府层面的73份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从政策工具的视角，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研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系统的时空结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以及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状况。结果发现，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主体行动之间存在着适配性、协同性问题：在一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上以权威性工具为主，其次是社会性工具，再次是经济性工具；在次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方面，各有侧重，政策系统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地区间在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上存在不协同、变化差异较大、波动性显著的特性。因此，优化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整体性功能，保持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平衡，拓展与创新地方政策工具内涵。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过程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基于参与治理的过程视角，上海P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前期针对需求发现的社校合作策略、参与中期基于优势视角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以契约及平台为基础的协同共治策略、参与后期基于过程目标和社会影响力维度的效应评估策略，为当前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现实启示。     

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为了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依据自组织理论,通过对S市JT小区和J市D街道两个社区营造实验点的自组织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过程的实证研究,根据两个社区的自组织参与社区协商发展程度的不同,认为社区协商的本质在于行动,自组织的执行力是社区协商的关键。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应当注重培养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协商的能力,同时应使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其协商机制的研究对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中的多元主体合作策略——基于大病医保巴东模式的扎根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在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救济的开展等方面贡献了新做法和新力量。其中，扶贫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逐渐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影响与实效的活动。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采取何种合作策略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议题。基于单案例的扎根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与湖北巴东县实行的“巴东大病医保模式”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发现扶贫类社会组织同政府的具体合作策略有3种：信任策略，构建无利益的伙伴关系；行动策略，调动双方人力共同行动；协调策略，及时根据政策更新调整合作。以此来实现扶贫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的治理功能与辅助作用。研究发现：3种策略间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合作策略推进过程中其价值能产生附加值；在不同的策略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产生更替变化。因此，扶贫类社会组织同政府合作策略应遵循“互益共进”的行动逻辑。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基于香港与大陆的比较分析

香港社工以政策倡导者、决策参与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的角色,全程参与拆迁的整个过程,服务环节相对系统完整。大陆地区社工主要在拆迁执行阶段介入,以拆迁执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工作,较少参与决策和政策倡导。基于德金行动研究模式理论所建构的拆迁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型包涵工作系统、介入周期、核心任务、身份路径四个维度,旨在将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现有一元主体的工作格局中,以实现拆迁社区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基于香港与大陆的比较分析

香港社工以政策倡导者、决策参与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的角色,全程参与拆迁的整个过程,服务环节相对系统完整。大陆地区社工主要在拆迁执行阶段介入,以拆迁执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工作,较少参与决策和政策倡导。基于德金行动研究模式理论所建构的拆迁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型包涵工作系统、介入周期、核心任务、身份路径四个维度,旨在将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现有一元主体的工作格局中,以实现拆迁社区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途径和方式研究

创建和谐社区要贯彻"共建共享"的理念,以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为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十分重要.根据全国各地的经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应通过参与社区社会管理、提供社区服务、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承担社区事务性工作、化解社区矛盾、动员社区成员参与、拓宽社区资金来源、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等途径,以及志愿服务、机构服务,政社合作、组织建设等具体方式来发挥作用.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已是破解“垃圾围城”和提升城市社会文明的重要举措,对垃圾减量化、资源再利用以及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武汉市近30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探索调查发现,尽管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已进入强制分类时代,但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仍然存在体系运行不畅通、强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地以及社区居民行动意识匮乏等实践困境。因此,完善垃圾分类运行体系,逐步推进源头垃圾分类;细化垃圾分类政策内容,丰富垃圾分类管理手段;发挥社会文明引领作用,提高居民自愿分类动力;真正构建科学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优化路径。     

关于发展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公告

为了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发挥社团组织在凝聚多方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参与平台，形成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整体合力中的作用，由民政部作为主管业务部门，乡镇论坛杂志社等多家单位发起成立中国社区发展协会；成立后的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将提供城乡社区建设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服务、参与社区发展评估和相关政策制定、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组织项目培训和经验交流等工作。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br# 居民权利与义务的失衡#br# ——基于上海社区田野调查的思考#br#

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审视人类社会得以建构和存续的重要视角。如果将这一视角运用至城市社区治理领域,那么不难发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均同时指向“居民义务先定、居民权利后生”这一观点。破解我国城市居民在社区场域享受越来越多的服务（权利）的同时,其作为社区主人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在不断消退乃至消隐这一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构建居民权利与义务相对均衡的社区治理模式。基于走读观察法和定点观察法的上海社区田野调查发现,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居民自治的低水平运转以及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日趋淡薄,成为导致居民权利与义务失衡的主要原因。未来,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适当介入和政策支持,更需要立足于居民责任和义务的居民自治以及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塑造。     

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可以依据是否具有自主性将居民的社区参与划分为他组织参与和自组织参与两种方式(或类型).随着居民自治的推进,自组织的居民参与方式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但目前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还主要局限于社会空间相对较小的社区民间组织、业主组织以及地域空间较小、人数较少的居民楼栋单元或院落,公共性程度还不够高,这就需要实现居民社区参与方式由他组织为主导向自组织为基础的整体转换.文章就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创新社区参与的体制环境;拓展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范围,实现由情趣性活动为主的浅层次参与向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深度参与推进;健全社区组织,为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提供有效载体;探索网络时代社区公众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新途径.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社区党员志愿行动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问题

第三域是相对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存在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中国第三域在社区的发展动力不足,需要党员的参与;而党员参与社区志愿者组织,既是党员社区服务的重要方式,也有助于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党员与志愿者趋同的道德理想为社区党员志愿行动提供了动力基础,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也为社区党员志愿行动提供了存在的理论依据。社区党员志愿行动的现实发展,需要进一步普及志愿精神,也需防范志愿者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增加志愿者组织的组织力。     

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形成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社会情境在引导和塑造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鉴S-O-R理论,以感知价值为中介变量,建立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所采集的南昌市309份有效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政策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分别在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怎样营造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环境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创新管理模式，又要积极引导；既要善于融合，又要因需而设。大连市中山区桃源街道共登记注册社区社会组织25个，备案社区社会组织146个，社区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功能齐全，特色突出，服务有力，为促进和谐社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社会多方面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结果。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文昌农民的问卷调查

研究农民对收益分配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完善收益分配机制、推进入市改革。论题基于入市试点地区海南省文昌市209份对农民的调查问卷，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近六成的农民选择股权分配按期分红的增值收益分配方式（；2）年龄越大、对集体经济组织满意度越高、愿意将增值收益分给政府的农民偏向于选择股权分配按期分红的方式来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业工作的农民偏向于选择一次性资金补偿的方式（；3）农民对入市政策的了解程度与其选择股权分配按期分红的方式相关性不强。据此提出完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政策建议：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完善农村保障机制，设定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健全入市后监管机制。     

转型时期中国大陆城市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研究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抽样调查了中国大陆城市公民１４００人。结果分析表明：（１）中国大陆公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存在类型差异，即公民对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刺激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水平有一定的差异；（２）中国大陆公民对经济体制变革的接受程度最高，对文化体制变革不能接受程度最低，对政治体制变革接受程度居中；（３）中国大陆公民对社会事件变革的接受程度受该事件与自身利益的关联程度的影响，关联程度高接受程度亦高，关联程度低接受程度亦低；（４）中国大陆公民预期的政治参与方式、经济参与方式与现实的参与活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对道德活动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较高，对文化活动方式接受程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