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博弈：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与心理健康代价

在中国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是否以心理健康作为代价？该议题牵涉对课外补习双重效应的考察和辨析。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发现,尽管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能够促进学业成就,却以心理健康受影响作为代价。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学生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被逐渐削弱,而对心理健康的负向作用不断增强。心理健康代价增大的诱因主要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减弱,以及“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的增强。     

中国教育资源市场化与个体选择：初中课外补习效应异质性探究

本文在中国教育资源市场化的背景下,探究了初中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的效应异质性及其对教育公平的启示。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发现,从同质性效应来看,参加课外补习对于提升初中生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但参与课外补习的倾向性影响其效应异质性。课外补习有助于提高倾向性处于中间水平学生的学习成绩,表明课外补习受益学生大多来自学习成绩中等的普通工薪家庭。对于倾向性较低的大多数相对弱势的家庭和倾向性较高的少数优势家庭而言,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的作用微乎其微。研究表明,中国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变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个体教育选择的复杂性及其对教育公平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中国家庭教养实践与阶层分化研究

教养实践是家庭资本在代际间传递的主要手段。家庭中的教养实践是儿童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家庭的阶层背景紧密相关。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社会阶层,将家庭的阶层背景分为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分析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教养实践模式在多代间可以传递,家庭的阶层背景与教养实践又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就。相比于祖代,向上流动的父代家庭在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上更接近持续上层,向下流动的家庭则颇为特殊:教养实践上更接近持续上层,而子女学业表现上则更接近持续下层。由此来看,中国阶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代际网络与学业成就：网络情境与个体能动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中国为例考察了代际网络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本文通过将代际网络效应置于个体能动与网络情境的双重视角之下,检验了个体能动与网络情境的解释进路及间接机制,分析了个体能动效应基于网络情境的条件效应,进而揭示了两种解释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第一,代际网络宏观及微观效应在中国均存在。父母认识其他家长和网络情境特征均能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第二,随着宏观代际网络资源的增加,由个体能动效应带来的学业成就回报逐渐增强。影响增强的网络资源因素主要来源于网络规范与关系人阶层地位。第三,宏微观代际网络的间接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宏微观代际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家庭和同伴社会资本、学业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产出。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教育补习真的有效吗?——基于学业表现和非认知发展的视角

基于2016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40所学校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教育补习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教育补习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功能拓展区四年级学生教育补习总体参与率为42.57％,其中英语补习比例最高,语文最低;家庭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补习决策,教育补习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职能;参与数学和英语补习可以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和非认知能力.参与语文补习对学习成绩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教育补习加剧了因家庭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学业成绩不平等,且对不同学习基础学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新农保减少了来自子女的代际支付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3年CHARLS全国跟踪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对子女代际支付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新农保会减少较低收入子女的现金支付,增加较高收入子女的实物支付。总体上看,新农保对子女的现金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对实物支付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新农保对子女总支付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明显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福利。研究结论表明,以国家公共支付为核心的社会养老与以代际支付为核心的家庭养老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乡城流动与儿童认知发展: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以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以阶层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基于认知发展理论探讨农民工流动对子女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拥有比留守儿童更高的认知水平,流动儿童相对较好的家庭背景为其认知发展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乡城迁移中流动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通过"转校"等机制得到促进;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其认知劣势与父母外出工作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而主要归因于家庭贫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子女数较多的家庭结构、较低的学前教育接受率或就读学校质量的低下。但是,流动儿童的认知水平整体上仍低于城市儿童,其认知发展仍然受到自身社会阶层条件和境遇的深刻限制,"流动"所带来的各类"认知收益"是有限的。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下的老年人口居住安排——基于家庭代际支持视角的研究

研究老年人口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同住安排的影响,能够在微观层次上探究代际支持的作用,寻找中国家庭制度变迁的脉络.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通过建立包含父辈特征、子女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分析模型解释老年居住安排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存在与子女同住偏好样本的进一步分析中,父辈健康、 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人口实际居住安排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对城镇老年人口实际居住安排却没有显著作用.     

"替代"还是"补充": 从影子教育发展审视学校教育质量 ——基于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

基于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分析影子教育在15岁学生中的分布特征,并采用两水平伯努利模型探究学校层面的因素对学生是否参加影子教育的影响,审视学校教育质量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四省市科学、数学和阅读补习的参与率较高,分别为58.7%、74.0%、63.4%;四省市农村地区补习参与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教师质量越高的城市地区学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显著低于教师质量差的农村地区学校。提高学校教师质量可以减少影子教育参与概率,提高教育资源和基建设施质量对影子教育参与没有影响。学校教育质量与影子教育的发展即存在"替代"又存在"互补"关系,低质量的农村和乡镇学校刺激学生参加补习满足对教师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城市学校刺激学生参加补习提高教育竞争力。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影响

本文描述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现状,得出了在高校学生中较高阶层家庭的子女占较高比例,且教育结果也不均等.并对这种现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发现经济基础、教育水平与职业秩序问的影响,从而引发公平性探讨,提出了对此可借鉴的经验与建议.     

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

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分析了城乡户籍、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学校过程及毕业出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学校过程方面,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上差异不大,但在文化资本、毕业预期上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受家庭文化资本等背景因素影响;家庭背景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争取更好的校园表现,而文化资本对“211”高校大学生心理状况影响更大。在毕业出路方面,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主要受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影响。不过,海外留学机会获得受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收入影响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选择空间更大。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主观公平性与民众阶层固化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初访数据,着重分析了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需求是导致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这种需求一方面表现在经济上,尤其是在住房上对父母的依赖;另一方面表现在需要父母分担家务和帮助照料小孩。所以,除了父母的养老需求,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选择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在现代化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虽然城市家庭有核心化的趋势,但由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大家庭在未来依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

以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作为岛国和“资源小国”的地理条件和“大国化”倾向为背景,日本统治阶层及学术界近年明显加强了对海洋战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海洋国家”的内涵做了重新定义,具有官民并举、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注重参与海洋事务方式的研究以及内容广泛等特点,并与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对华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家庭背景与教育：婚姻中地位交换的性别与时期差异

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了1978～2018年家庭背景与自身教育在择偶过程中地位交换的性别与时期差异。研究发现,在跨越出身阶层与自身教育地位的异质婚中,夫妻一方会利用自身的相对教育地位优势交换另一方的相对出身阶层优势,这支持了地位交换论。1978～1991年结婚的夫妻中,女性更多通过相对教育优势交换男性的相对出身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身阶层与教育在择偶过程中的地位交换强度不断增强,但更多体现在男性通过自身相对教育优势交换女性相对出身优势的婚配模式上,而女性的这一婚配模式呈先降后升趋势。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家庭背景在女性的向上婚姻流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通过击剑进入贵族社交圈

打造精英社会阶层的交际圈和生活方式,需要精英白领自身和子女的参与。就像家长让孩子玩高尔夫一样,并不是希望孩子成为职业选手,而是进入一个同等阶层身份背景的社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