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已成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201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与知识流动水平评价指标，对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通过促进知识流动加速驱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且其潜力仍有提升空间；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不同创新类型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因此，应充分发挥知识流动在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加速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进各区域文化产业数字化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实证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4个市、县（市、区）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明显,且其分维度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依次为数字化程度最大、使用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科技创新,且科技创新是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得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还存在区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四川盆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明显。鉴于此,提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金融建设、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两地城乡协同发展、探索两地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本文以数字经济为出发点,探寻其与共同富裕逻辑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造社会财富、通过协同推进效应集聚多种要素以及通过共享效应让更多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构建数字治理体系,为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环境,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为共同富裕提供源头活水,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共同富裕提供基本支撑,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稳健前行。     

数据驱动的产品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一）

现有经济理论主要围绕产成品的概念展开,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逐渐具有适应性创新的特征,但这一现象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本文从成长性角度提出产品适应性创新的概念,以此刻画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创新的特征,探讨基于产品适应性特征和适应性创新的数字经济创新逻辑。结论表明:首先,数据驱动的产品适应性创新具有难以预测的发展方向、即时反馈的交互式信息结构、即时调整的适应能力三个主要特征。基于此形成的产品适应性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的连续过程,融合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积累;其次,产品的适应性创新不仅形成了具有自适应特征的生产即消费的新商业模式,而且有助于促进数字化创新的产业体系,推动数字经济的增长。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二)

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与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并重的第七大生产要素。当前,多样化的商业实践创新对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正在突破经济学在传统意义上对数据及其价值的限定,然而,理论上对此还缺乏相应的概念凝练和探讨。本文从企业与消费者价值共创角度提出大数据合作资产的概念,并探讨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和适应性创新的数字经济创新逻辑。研究表明:大数据合作资产是一种互动性资源,是企业与消费者在数字化服务交互中成为能够被另一方所拥有和利用并能创造当前或未来经济收益的数字化资产;单纯拥有异质资源不一定会形成合作资产,只有当异质化资源被有效整合、且被使用于企业与消费者服务交换中,才能体现为行动者创造收益的价值潜力;协同演化促进了企业与消费者对彼此的适应性调整,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激发以即时调整、即时反馈和难以预测为特征的适应性创新,进而促进了数字经济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产品适应性创新机制

现有产品创新研究多从用户、产品以及技术单一视角出发,然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产品以用户、企业、环境多维互动的方式进行创新,呈现出特有的适应性创新特征。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产品适应性创新的特征和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产品适应创新具有高频互动、即时反馈、快速适应性和用户主导创新四个显著特征,形成用户、企业、产品多方互动的适应性创新实现机制。与此同时,通过案例论证以产品、场景、用户为核心特征的产品适应创新实现机制的存在性,指出其本质是深入挖掘用户需求并实现用户需求的快速匹配。     

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究

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是企业追求高质量创新路径的重要引导,是新时代创新战略的必然选择。基于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视角,构建政府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深沪A股124家企业2011-2017年专利和研发数据,分析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前后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策略以及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最终趋向于"激励-实质性创新"的均衡解。供给侧改革前,企业注重追求"高速度、高数量"的创新产出;供给侧改革后,企业开始逐渐增加"高质量"的发明专利申请,减少实用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科技创新产出,企业规模和股权结构对企业实质创新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力度,构建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动大规模企业创新进程,重点扶持中小规模企业创新发展。     

新进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创新

为了研究新进口产品质量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利用2005～201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从新进口产品和现有进口产品的角度出发，分别测算了这两类产品的进口质量，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基于2005～200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了新进口产品质量影响企业创新的回归方程，实证分析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并研究了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相关影响。研究认为:新进口产品质量在总体上高于现有进口产品，且质量增长率高于现有进口产品；无论是按照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分类，还是按照进口来源国是否是OECD国家分类，这个结论都成立；新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现有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新进口产品质量可以通过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来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新进口产品质量对各类企业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其中的出口企业、东部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进口高质量的新产品来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政府可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鼓励企业在进口中学习，驱动中国的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     

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五)

本文通过提出和阐述数字经济技术-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及理论,从要素-产品-资产视角剖析数字经济生产力的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从劳动-组织制度-契约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由此,构建数字经济生产方式的适应性创新分析框架。根据分析框架及研究结论认为,基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以数字经济的适应性创新为研究对象,阐述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构成数字经济的新政治经济分析。同时认为,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是数字经济新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问题。     

中国企业数字化管理探析

文章论述了数字化管理与数字化企业的内涵,指出数字化管理在企业管理创新、实现企业效益高速增长、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针对中国企业数字化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