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的功能反思与研究推进

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权力秩序的指向下，社会记忆既是当下的生产，也是传统的绵延；既是被建构的结构，也是建构性的力量。在这种动态实践过程中，社会记忆整合个人与社会，连接过去与现在，隐喻历史与未来。基于此，社会记忆研究须结合这一概念自身所蕴涵的思想张力，在同现实的对接和多学科的对话中达成理论的整合，进而实现关照人性和面向正义的学术旨向。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立足于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

由资本扩张动力与市场空间两者的统一所形成的资本扩张系统,不仅需要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还需要吮吸“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来实现其扩张.这种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而追求无限扩张的结果,在造成生态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发展危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危机”概念根本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区别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那些被资本用于统治人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本身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其本身并非统治人的意识形态,而是资本赋予它以阶级性与意识形态特征;第二,受动性并非只有消极意义,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第三,由于上述原因,人的发展危机并不是资本力量对人的支配本身.所谓资本扩张在人的发展上的悖论,指的是资本扩张一方面必须以人的发展空间为前提,同时也在这种扩张过程中不断吞噬人的发展空间,最后使人和社会失去发展空间而处于危机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人在社会性中表现为总体性与个体性的二重性,由此产生了人的两个层次的“自然力”:个人的自然力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资本逻辑在最大化的程度上开发和利用了这两种自然力,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资本扩张在人的发展方面的两个层次上的悖论:“总体工人”层次与劳动者个体层次.在“总体工人”层次上资本扩张生成了巨大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并将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但与此同时又将“总体工人结构”蜕化为僵化的“蚂蚁社会结构”;在劳动者个体层次上,资本将人的各种潜能发挥出来并组织成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使人成为贫困的动物式的“单面人”,最终使资本自身失去扩张条件而陷入危机.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所有曾游历过或居住在北京的人们,都有关于这座城市不同程度的记忆;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变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将“记忆”从名词转化为动词,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本文集中探讨如何将被动的“北京记忆”转化为主动的“记忆北京”,并指出“北京学”研究虽然在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但相信这个领域将更有发展潜力。     

社会的制造与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概念尤其是集体表象理论的解读,深入剖析现代社会自我证成上的困境。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契约论传统对社会的人为制造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对该传统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间约定行为的结果。集体表象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涂尔干认为,集会或集体欢腾之际所产生的集体表象犹如化合作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约定或契约,它是社会的产物,优先于个体。它不仅表达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会再造中创造这一情感。图腾标记对集体表象的具体化,既构成了个体认识社会的中介,又成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依凭。涂尔干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个体意志主导的结果,而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     

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本文介绍了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的大众文化理论。针对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消极悲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力图提出并阐述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发掘大众文化的反抗可能性。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并非体现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而是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理解文化工业的产品,在“他人”提纲的产品中创造自己的意义。大众的这种积极性与创造性虽然不是激进革命式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它时刻地在侵蚀着统治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与激进的社会革命不同的“微观政治行为”,它也是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惟一可能的进步政治形式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从主体间性到语境性：数字时代的艺术转型

在数据结构、智能系统、信息网络等新技术的影响下,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在文化艺术领域,作为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艺术主体虚拟化、虚拟主体间性的形成,展示了艺术生态的转型：数字化挑战了传统艺术形式,让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身份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地点,不同的“语境”近在咫尺,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创造和重置“语境”的过程中,艺术作品变得具有“非物质性”和“交互性”,从而改变了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关系;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不再是“施动”和“受动”的关系,而是“交互”和“对话”的互动关系,此时的艺术主体不再是孤立封闭的形象,而是动态开放的形象,艺术主体间与欣赏者之间成为艺术共生平权的关系。     

精神的两极--兼及新时期以来有关鲁迅的论争

作为鲁迅笔下一代跨越历史门槛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身上时时表现着二重性 ,这有着特定的社会原因 ,也有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原因。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批鲁现象 ,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心理渊源 ,这一切和鲁迅笔下的具有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产生的原因有暗合之处 ,这也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批鲁的共同症结所在     

二元论到二重性：布迪厄社会观理论研究

布迪厄反对将社会看作实体性的物质结构,以为这一结构能够被感知和触摸;也反对将社会看作是种种表象和意志,呈现于主体性的感悟中。进而言之,他反对在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结构与行动等二元论范式中寻求社会所在。就此而言,布迪厄的社会观,是将社会看作是实践者及其文化所型构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这一特定的社会观,建基于他对“doxa”概念的阐释。场域与习性则构成了一种具体的二重性存在。由此,布迪厄展开了其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分析。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社会性个体的生成：杜威的儿童研究及其社会理论意涵

本文通过集中讨论杜威基于儿童研究而进行的行动力教育,揭示实用主义思想对个体主义的具体理解。在美国镀金时代,孤立个体主义加剧了现代美国人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分裂。杜威此时进行的儿童研究与教育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重新理解现代个体的行动结构和人格形态,以克服孤立个体主义造就的行动难题。利用“刺激—反应”的行动机制,杜威同时结合了自然力量和社会意识,力图在开展行动力教育的过程中塑造一种“社会性个体”。社会性个体一方面保留了源于自然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来自社会的文明传统,以应对现代世界在人心和社会两方面的挑战。本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社会学的早期思想根基并反思当下的生存处境。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A Model for Social Work with Involuntary Applicants in Groups

Labeled "hard-to-reach," "resistant," or "unmotivated," involuntary applicants are referred to social workers by coercion and for reasons not of their own choosing (Goldstein, 1986). Although the number of involuntary applicants has been growing in recent years (Cingolani, 1984; Murdach, 1980), the literature reflects only limited attention to working with them. In spite of the special potential of the social work group for helping such applicants, scarcity of knowledge in this area is striking. This limited attention is curious in a society that values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Harris and Watkins, 1987:16). It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for social work because of the profession's special concern for clients' self-determination. It has contributed to social workers' frustration and their loss of credibility in working with involuntary applica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general model for social work with involuntary applicants in groups. The paper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and issu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everal principles for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erspective and principles to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条重要且独特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理论研究,核心在于理论和经验的互惠发展的动力学,意在促进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但确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无异于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巴别塔”。米尔斯强调的基于社会学想象的社会研究纲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社会研究,最终难免落入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想象”困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其身处的美国社会作出了判然有别的研究论断。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分歧。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Historical Social Psychology)

One of the scholarly disciplines, the utilization of whose method and subject matter would, in our opinion, offer very fruitful prospect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is social (societal) psychology. The subject matter of social psychology is dual. In the first place, its tasks include study of the conditioning of the individual's mentality by his membership in a society, class, or social group. Social psychology concerns itself with those aspects of the mental set and emotional behavior of man that take shape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life and activity in a group. In the second place,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the behavior standards of groups and societies, th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of groups or masses of people. We know that the emotional behavior of a group is not merely the sum of the emotions of the individuals comprising it. On the one h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its manifestation in the group are not analogous to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individual in is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