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

传统时代的四川乡村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及乡村金融市场。押金与地租之间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租完全相反,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1950年底—1951年初的减租退押具有产权清理和经济退赔的性质,但江津县减租退押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了农民,由于1951年江津县新增农业税正好与此果实数相等,所以,可以将减租退押的胜利果实看作是1951年新增农业税之来源。江津县的个案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既有的阶级理论值得重新思考。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浙江“二五减租”述评

浙江“二五减租”经历了从发动到兴盛、衰退和没落三个时期，迂回曲折地持续了七八年之久。部分真正实行的地区“也曾发生过良好效果”，但在整体上是失败的。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地主豪绅的抗拒，以及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浙江“二五减租”失败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习仲勋对绥德分区乡村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绥德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是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由于历史原因，1940年后分区一直面对着落实减租减息政策、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公正以夯实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等问题。1943年初习仲勋赴任绥德后，领导分区开展了减租保佃、冬学运动、南下移民和文艺下乡等一系列乡村建设工作，涌现出以“郝家桥经验”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典范，极大地改善了绥德乡村的面貌。习仲勋在绥德的乡村建设实践，不仅兑现了他“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承诺，而且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未来新社会的图景，其中所体现的党的领导、人民立场和战略远见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

以土改至合作化改造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考察对象,可见当时村庄权力的演变过程经历了由旧式统治者到土改积极分子再到劳动带头人的历程。此一变迁历程具有明显的外力主导性特点,革命政权对其领导下的村庄领导者的考量重心亦发生了相应改变。新式乡村领导者仍难以符合党的要求,乡村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亦再次凸显,党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以遏止新的阶层分化,走共同富裕之路,但却导致乡村社会走向停滞状态。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     

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

诉苦和划分阶级是苏南土改运动中消灭地主阶级、树立新权威的一种有效动员手段,在改造传统内向型乡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苦、阶级等话语的深入人心历经了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成为农民国家观念形成和社会重新类型化的发端。诉苦使农民的苦难从私域走向公域,将生存竞争转化为阶级矛盾;阶级划分根据土地、劳动、剥削等要素赋予乡村成员新的身份特征,把各种社会关系纳入意识形态框架,确立了一种国家控制下的新型等级秩序。     

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初探——以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为例

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的嬗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初期的利用传统权威,到中期的培养新式权威,再到后期利用基层“村选”来实现新旧权威的替换,它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共不仅实现了行政人员的替换,而且进一步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整合。中共培植起来的劳模英雄成为乡村社会新式权威,在政治运行和社会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乡村社会从此被彻底发动起来了。     

“城归”群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三维解析

“城归”是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逆向流动的概述,在城乡各种要素博弈和主体社会理性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城归”群体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从生成维度而言,“城归”群体归位既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又有产生推拉力的现实逻辑;从价值维度而言,这一群体的到位对于提升人才、产业、乡风和治理等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方面作用凸显;从实践维度而言,有必要通过政策设计和宣传引导、完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强化创业就业教育和培训以建立长效引导机制,让“城归”群体“回得来”“留得下”“干得好”,真正补位乡村振兴。     

流动社会“代耕群体”的社会融入——兼评阳江苗族代耕农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在各民族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迁徙依附在土地之上,并以获取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被由乡村到城市的“主流”迁徙模式所遮蔽。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现象,是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社会样态,“以土为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即没有离开土的范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代耕农群体,这种典型的迁徙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苗族代耕农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研究》一书以阳江苗族代耕农为案例,探讨当前乡村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向外流转,进而为外来移民群体定居异乡提供了机会。苗族代耕农群体在异乡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社会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入”。     

资源下乡、私人关系与村庄秩序——以T村绿化工程承包权竞争为例

从村庄内部的视角,以T村村民与村支书竞争村庄绿化工程的承包权为案例,通过对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自己人/外人”区隔,考察当前“项目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精英在公共项目竞标中的行动逻辑及其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对乡村干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当前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私人关系化”的明显倾向;公共资源的事务竞争常常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人事斗争,最终往往为打败对方双方都采取了非理性的争夺手段;这种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行为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纠纷,导致村庄一步步走向失序。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基层权力约束及其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是村庄承接下乡资源并且避免意外社会后果的基础条件。     

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地兴起.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场运动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动员.“控诉会”作为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一种有效形式,并非“双十指示”之后立即被广泛采用,而是1951年3月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才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与土改中的“诉苦”类似,在控诉会前,基层政权对苦主的遴选、程序的设置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因此,发动民众参与“镇反”实质上是促使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也顺利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后的权威塑造.     

和谐社区的“六种氛围”

社区氛围是指在城市区域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传播流行的观念、爱好、习惯、传统和行为，它是影响群体成员意识、群体成员凝聚力和工作效益的重要因素，涵盖了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建设和谐杜区需要着力培养和营造以下“六种氛围”。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之一瞥

乡村女性作为20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遵从者，但是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下，她们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礼教中挣脱出来。然而，相比于同时期的都市女性，这群来自底层的女性身上显然少了些许自觉性，她们是逐步地“被解放”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从未有的复杂多元，进而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乡村女性已然是血肉丰满的形象。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李启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职工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李启汉,是我党成立前后,为着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而“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40页)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发动和组织早期职工运动,为党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949年秋针对刘文彩的武装减租斗争

刘文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是旧中国四川省权势最大、剥削人民最严重的大地主；更是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四位一体的典型地主。长期利用手中的权势剥削压迫广大农民，使农民生活极端穷苦。1949年秋中共领导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利用国民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法令，发动广大农民与刘文彩进行减租斗争之事，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惩治农村封建恶势力的卓越贡献，为当今中国构建打黑除恶工作的长效机制提供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