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试论《金陵十三钗》之“情色”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所引发的争议中,“情色”是一个关键词.须知,并非有关“性”的叙事就等同于“情色”,“情色”的关键是男女性关系中女性人格的异化.在影片聚焦于“性诱惑”与“性暴力”的叙事中,女性身体意象呈现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男性欲望化对象.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缺失正是“情色”生成的主要原因.女性身体在影像中的欲望化表达是由男权中心文化的视点所决定的,对《金陵十三钗》的剖析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所置身的文化环境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与批判力.     

论电影叙事中的“空间畸变”与“间离效果”

叠印、变焦镜头作为电影蒙太奇语言，具有“空间畸变”性组合特征，其叙事功能不在于组织情节、结构故事，而是要凸现主体叙事意图和意念，制造“间离效果”。叠印空间不属于线性空间而是不同空间的“垂直性”并置，旨在强化镜头空间自身的表现力。变焦镜头则表现为展平空间，使观众产生局外感和距离感，进而制造出独特的心理冲击力。“空间畸变”性组合具有悖反性，既为电影叙事提供了特殊的表现机制，又给电影叙事带来了许多意外因素、偶然性“干扰”。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论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渐变

从《红高粱》时代对自主、对抗的女性意识的张扬,到《秋菊打官司》之后女性魅力与欲望的缺失,再到《英雄》开启的奇观电影里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存在着一个逐渐隐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电影叙事策略.     

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

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特点,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乡村消费空间,农民物质消费空间、文化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纷纷向城镇转移并使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具有耦合关系,它是人的城镇化先决条件和实现手段。如此,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差,增加城市低端消费空间,开放城镇服务空间,不仅能推动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发展,而且可以以此为引擎和纽带,促进城乡空间对接和居民互动,进而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光学”叙事及其现代性意义

晚清科学小说中存在着不少有关“光学”的叙述。光学叙事的出现建基于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尤与西方光学知识及相关器具的传播关系紧密，其在科学小说中主要以两种形态呈现：一种是作为知识展演，为晚清小说家的光学书写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另一种是具象化为一系列功能各异的光学奇镜，生动构成源自西方的现代视觉技术在本土语境中的回环映现。前一“知识”形态，反映了西方光学在晚清输入中国的既定历史事实，也由此发挥一定意义的科学启蒙功效，而后一“器物”形态，不仅蕴含着创作者对于象征科学力量的西方视觉技术的真诚信服，更是他们参与现代视觉文化的想象性表达与建构的方法论表征，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空间”与“越界”——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特征与叙事转向

立足于空间关系的叙事构成是类型电影的基本特征,越界叙事则是类型电影充满活力的内在机制。在类型的套路中,追求一种差异化的表现,是好莱坞电影能够始终保持良性循环状态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向使跨类型的越界叙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和运用,反类型的越界手法和多元化的模式混搭,显示出好莱坞电影在叙事空间的建构和布局上的叙事转向。尤其是好莱坞类型电影建立在全球视野上的越界意识,使类型电影呈现出向后类型电影过渡的市场策略和文化动向,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类型电影的当代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共振现象。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

摘要： 电影女明星作为视觉化的范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星的文化认同跟主体所处的社会空间和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的关系。华语电影的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分别隐喻着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与电影及大众文化表演的转移轨迹。新时期电影表演与政治叙事的框架下掩饰不住的是大众的集体幻想；而巩俐则是作为传统东方文化及想像的承载对象而出现的；章子怡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明星，是按照电影工业和明星制的机制及规范逐步被打造而成的。她们分别对应的是身体性的历史展示，文化想像被作为一种假象的情色奇观以及纯粹符号化的快感凝视。传播民族文化，准确把握明星受众视觉与文化心理，进而推及到国际语境之中，是我们常常看不到的问题。     

谈娄烨电影《推拿》的“反类型化”倾向

娄烨的电影《推拿》突破了同类型残障题材电影的叙事陈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反类型化”倾向：它一方面规避了声泪俱下的“苦难模式”,另一方面亦不同于宣扬“身残志坚”的主旋律励志电影,同时也与略带理想化色彩的残疾人“纯爱电影”拉开了距离。将《推拿》置于描写残障群体的电影文本序列中进行观照,对其独特的“声音关怀”、“盲视觉”的电影语言,以及平等的叙事姿态进行了细致评析。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场域•视语•认同： 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

[提要]民族的图像空间呈现是竹枝词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方式,其以视觉语言为文化符码来展演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竹枝词的民族图像空间以“可视的语言”为视觉形象的媒介形式,对西南族群的盘瓠神话、跳月对歌、节日庆典、婚丧礼仪等仪式场域进行展现。在“同化”视野下对西南族群进行服饰、发式、秉性、形貌等种族特征的视语建构,呈现为以视觉语言解码破译与编码转译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与跨界想象、族群边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社会结构互动中演进形成认同的根源,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     

“身体”的理论旅行——从“文化研究”到“理论之后”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力求通过反思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如今,"理论之后"渐成指向理论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身体在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中的功能不同:文化研究探寻身体背后的社会意味,"理论之后"则更看重身体的生理性;文化研究中的"身体"指向了权力分类和冲突,而"理论之后"的身体则强调了社会"团结"。立足于上述两种身体,反观"理论之后"有关理论实效性的种种设想,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有用性和理论隐喻性、理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都关乎意识形态策略,其理论背后有着具体的意图。     

民国时期的铁展会与铁路旅行文化推进

民国时期铁道部为实现铁路商业利益与工业品供需平衡举办了四届铁路展览会。铁展会通过风光电影、图像、照片、模型、导游手册等“视觉化”的展览媒介，对铁路沿线的人文景观与新型休旅空间进行推介，既为国货等物质产品的推行提供了集中展示的空间，又为铁路旅行文化的形成与推广创造了机会，从铁路旅行的全新视角创造并传承了铁路文化的深刻内涵，更以直观、深入的视觉冲击建构了民族认同的政治隐喻空间。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戏”“影”互证: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研究的新视角探索

百年中国电影发展的民族化、现代化以及与其他艺术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影响其艺术审美走向的关键因素。20世纪20年代，现代戏剧家规模化地进入电影领域，为早期电影走进艺术、建构艺术品格、丰富艺术表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的互鉴发展中，中国早期电影利用民国政府架构中的省域以下宣传系统的缺如拓展了其生发的空间，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元素让舶来艺术有了被本土受众接纳的基础，“影戏”（电影）更是借戏剧之“戏”完成了“作为艺术”的身份转变。以上三个“影响源”促发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观念变革，为中国电影走向建构现代民族影像的目的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