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步’而不‘换形’”——论京剧改革的梅兰芳模式

梅兰芳在他的艺术生涯中 ,为传统京剧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移步’而不‘换形’”的京剧改革模式。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改革模式的内涵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论菊池宽文学创作中的“人生至上”精神

菊池宽是新思潮派主将，菊池受到人道主义影响，其文学观是“人生第一，艺术第二”、“为生活而写小说”。他的作品总体特色是揭示近代人理智的利己主义，以表现人生是文学本体的永恒使命。芥川主张反俗，提倡“艺术至上”，作品合乎知识分子的审美口味；菊池主张“人生至上”，《不记恩仇》等代表作拒绝幻想因素和神秘因素，结构粗犷豪放，旗帜鲜明反封建，审美取向舍乎普通大众的良知与正义感。     

清末民初京剧编演新戏运动及启示

清末民初京剧编演新戏成为近代中国戏曲文化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一是成为同时期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二是新构了具有“南北差异”的新兴戏曲文化;三是催进了京剧新生代的崛起;四是启发了京剧演出体制的“现代”转型。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之困境与前途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在２０世纪面临内与外、知识分子层面与社会大众层面双重困境，而导致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创造力的衰竭。２０世纪中国的哲学家曾从“改造”、“拯救”、“创新”三个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困境作出了努力，但均未成功。鉴于此，作者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未能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并对中国哲学之未来前景作了展望。     

梨园·丹青·马书林

著名画家马书林先生提到自己的绘画时说:“是京剧艺术成就了我.” 马书林做人低调、含蓄和谦逊,但其艺术功力和智慧却深藏于京剧艺术之后.从中国的京剧里面,取材入画的故事应有尽有.马书林以京剧大写意画名世,使京戏以绘画的形式走进了当代生活.他的别出心裁,使他成了京戏绘画创新派的领军人物.可以说,马书林与京剧艺术实际上是相互成就的.     

近代上海的中国新派学者与西方传教士

有“西儒”之称的传教士与中国学者构成的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群落,在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致力于开埠后的上海城市各项文化事业建设,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术走向繁荣,也在促进社会变革、宣传新思想方面作出了贡献。作为处于社会过渡转型时期的中国文人学士,在和来华的洋教士学者密切合作交往中,共同译书、办报,开办医院和学校,使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相融之地,从而相应地衍生出反映上海特征的近代城市文化。     

知识分子:一个从批判到实践的社会群体——兼论托尼·本尼特的知识分子观

通过对西方"理想型"、"功能型"、"批判型"知识分子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不管是把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形象,还是被阶级或集团"收编"的工具,这些理论都试图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西方社会发展遭遇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和解决之道,试图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不同维度,思考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和启蒙大众两方面的作用。而托尼.本尼特的"实践型"知识分子观将以上三种类型的合理之处相互融合,努力构建具有积极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理论,这无疑为我们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中,反思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恰当的视角。尤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在融合当代性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重拾传统,建设"实践型"知识分子观,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自近代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根基。国学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国学的自我批判将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环节。     

布衣抑或“中国一分子”——论吴趼人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

吴趼人作为布衣之士,自视为"中国一分子"。他拥有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品格和社会责任意识,又不可避免地留有传统士人的烙印。吴趼人唾弃八股士和"名士",主张"恢复我固有之道德",通过参与江南制造局的实业、主持各小报笔政、创作大量小说作品等途径,进行着士的近代转型。在普通士人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中,吴趼人具有标本性意义。     

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的嬗变——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如何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命运选择。以奉行“仁政”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制度伦理遭遇了西方以“法治”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强烈冲击，自命不凡的“伦理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无数仁人志士对落后的封建道统进行了深刻的伦理批判，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的制度伦理思想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走向渴望救赎与复兴的多元重构。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再到孙中山，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嬗变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法的法源传统及其近代转型

中国古代法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以成文法为主体、习惯法和判例法为补充的法源传统。在以清末法制变革为发端的法律近代化的影响下,这一法源传统也实现了其近代转型。中国古代法渊源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及其近代转型对当代中国法源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王韬“世界观”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程。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作为最早接触西学的口岸知识分子,在墨海书馆通过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漫游欧洲又为他切身感受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充分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基础上,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为积弱的晚清开除了一剂变法自强的药方。可以说,王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始终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其世界观的形成与演变在晚清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古与今的桥梁：巴托“美的艺术”观探析——兼论康德对巴托的继承与超越

继承传统，巴托建构起一套“美的艺术”，是对“美的自然”的模仿的艺术观念，这套艺术观念因陈旧的内涵无法支撑起艺术自律。跟随潮流，巴托又为其传统理论框架下的艺术观念赋予了许多新鲜内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从而在艺术观念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桥梁角色。之后，康德又继承并超越了巴托。康德沿着巴托开辟的道路，将在巴托这里已显露头角的诸多观念系统化、完善化，并以“自由”与“理性”重新定义艺术，在颠覆古代艺术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分类逻辑，从根本上为艺术自律寻得根据，最终确立起“美的艺术”观念的现代内涵。     

《梅兰芳华》重现梨园盛景

正国粹京剧、梅派艺术、京城古戏楼,三者之间近百年的文化纠结,特别是正乙祠与梅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促成了《梅兰芳华》这个融合古代建筑与国粹表演、梅派经典与男旦艺术、体验式观赏与梨园盛景重现的文化项目。梅兰芳舞台生涯60载,演出剧目难计其数。但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梅兰芳一生公开表演的剧目约有二百余出。《梅兰芳华》是从梅兰芳创编的京戏中遴选出五部经典大戏,再从中择出精华折子,其不啻为一串珍贵的钻石,每一颗都能折射出梅兰芳舞台     

从知识分子的春华秋实看改革开放的璀璨成果

改革开放２０年，中国经济高速协调发展，科技文化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走向富裕小康，共同奏起了一曲胜利的凯歌。而在这雄壮的乐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感人的一页乐章，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春华秋实”。２０年来知识分子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写下了浓重而不可磨灭的一笔。一、改革开放彻底解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束缚，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扬眉吐气的主人翁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走过曲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党由农村到城市，接受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学校、文化团体、企事业单…     

对中国近代几种富民强国主张的评说

对中国近代几种富民强国主张的评说熊映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一些仁人志士“手无寸权，心忧天下。”每当国衰民困之际，总有一些先进人士站出来大声疾呼，提出种种“富民强国”的主张，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光辉的篇章。一、农本主义中国是以...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

明中后期出版的商业化使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某些属性,引发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绝对霸权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与知识的下移,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非主流文化"(以启蒙思潮为主体)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格局,这无论在传播史还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已经蕴含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明中后期已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国学）：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近代以来,中国“国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同类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首先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有关,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其次,“国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学术制度和学术观念的冲击时,反思、理解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由此,应将“国学”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可使人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同样,国家的认同强调,也不应视为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