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智能算法开始由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延伸。算法已不仅仅是特定的技术,更是社会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变量。掌握算法的企业和组织利用技术优势,把控社会的信息及资源,引导政府的决策,形成了一种非国家力量的“准公权力”。算法权力是泛在的权力关系,遵循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四大规则,可以影响甚至代替公权力进行决策。算法权力缺乏监管,过度的资本化和黑箱化消解了政治正义,催生了制度羞辱,并且导致了权利保护的危机。防止算法权力的异化,建立良序的网络空间,需要以政府干预弱化资本依赖,以法律规制限制算法偏好,以算法伦理保障人的价值,以外督内审显化权力运行,从而构建完善的算法治理体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算法偏见到算法歧视:算法歧视的责任问题探究

算法的公正问题被视作如今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核心的伦理问题,通常被表述为"算法偏见"或"算法歧视",但偏见与歧视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区分这两个问题可以显示出算法偏见并不具有伦理维度,而算法歧视才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真正的核心伦理问题.算法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来自开发者的偏见、数据的偏见和算法自身的偏见.其中,显性偏见是容易被发现并剔除的,但隐性偏见则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算法之中.算法歧视的责任主体则主要是人,人们对于算法偏见的盲从导致了算法歧视.自主决策算法所引发的歧视也可以追责到人.因此,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要为算法歧视负责.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及其衍生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技术工具选择,也促使国家治理产生深刻的算法依赖。算法偏见的存在及其隐蔽性会引发国家治理公平难题,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不同主体都可以找到卸责理由从而会引发国家治理责任难题。人工智能企业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因而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应对算法依赖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既需要人工智能企业自律,也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建立硬覆盖算法备案说明制度、不定时算法抽检审查制度、开放式算法结果观测制度,是推进国家监管的关键行动举措。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ChatGPT与人工智能时代：突破、风险与治理

本文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ChatGPT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以及这种进步的重要意义。通过回溯历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以下观点：人工智能发展将带来新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社会已经成为趋势;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突破自身局限的历史,人工智能正带来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人类扩展了肢体的机能,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扩展的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能,进入对自身局限挑战的最高阶段,人工智能将推动大脑和其他身体机能整合式扩展,形成智能社会。还分析了ChatGPT可能带来的就业问题和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如隐私和数据安全、算法黑箱可能带来的偏见和歧视、人工智能依赖等问题。最后,介绍了国外研究者关于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的思想,提出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     

人工智能算法共谋的反垄断法规制

人工智能算法促进了共谋的达成和有效实施。从便利共谋实现的角度对算法进行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分类,可分为监控式算法、平行式算法、信号式算法和自我学习式算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信使类共谋、轴辐类共谋、代理类共谋和自主类共谋。对人工智能算法共谋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肇因在于"共谋",而非"算法"本身。对算法共谋进行反垄断法规制时应以"合理规则"为主、"本身违法原则"为辅,对不同类型的算法共谋进行规制时侧重点有所不同。     

人工智能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造和重塑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其他现代技术,基于数字底座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迭代性、通用性、颠覆性和重塑性等特性,因此对经济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根据技术的实践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人工智能社会安全风险可以概括为源于技术本身的本体性风险、源于技术利用主体的主体性风险,以及在规模化应用中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客体性风险。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印证了该技术社会影响的全面性,也揭示了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为了构建负责任、有预见性的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营造人文良善的技术生态、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格局,以整体性的敏捷治理体系实现对技术风险的长效治理。     

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Web2.0时代是社会治道变革中的重要变量,多元参与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被重新定义,“Web2.0版社会治理”引发出了一系列深刻思考。在Web2.0时代,权力结构需要再平衡,社会安全问题异常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亟待健全,社会思潮流变空前活跃,社会治理面临着虚拟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因此,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通过推进治理理论中国化、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完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等途径实现再造与重塑,才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     

网络时代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价值、困境与对策

在互联网对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且全面的今天，青年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理过程中，青年借助网络工具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了从以前在官方组织引导下通过传统途径参与到主动运用互联网平台自发组织参与的创新。当前，青年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专项管理缺失、社会信任度不高、发展性供给保障不足等问题。伴随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发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需要从完善专项管理、转变观念态度、增强资源供给三个方面寻求破困之道，从而助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盐类物质对泥质烃源岩生排烃过程的影响

根据中国东部下第三系盐湖相沉积存在的地质实际,利用地层孔隙热压生排烃模拟仪开展了仿真地层条件下的含盐和不含盐泥质烃源岩的生排烃模拟实验,通过对烃类产物的分析探讨了盐类物质参与烃源岩生排烃的过程。研究表明：（1）盐类的存在加速了成烃演化,促进了石油和天然气的生成;（2）盐类的存在降低了对有机质的吸附能力,加速了粘土转化和脱水过程,且盐层易解理,使烃源岩中微孔隙及孔缝发育,促进了油气的初次运移;（3）无盐泥质源岩发育区虽然滞留大量的石油资源,但由于其岩石本身难压裂,对于商业化开采页岩油并无太大意义,到达过成熟阶段后,可能是页岩气开采的有利区带。盐岩发育区虽然其整体演化过程中生成的油气易于排出,但在Ro=1.28%时仍然滞留着20% 的石油资源,富含大量的盐类脆性矿物而低含粘土矿物,有利于产生裂缝,易于压裂,是页岩油藏勘探的有利区带。     

治理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改革——兼论后规制政府的兴起

随着多元治理成为时代特征,政府规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一种制度现实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阈中。将治理理念与规制改革相结合成为后规制政府的重要特征。文章通过对政府规制的类型、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内容及改革路径的分析,探讨治理时代后规制政府的模式,为中国政府规制改革提供借鉴。     

对网络社会治理创新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网络社会治理创新是一种以自我为诉求对象的渐进反思式改革运动,是内含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四维创新的复合工程,它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等复杂性特征.网络社会治理创新目标分为近景战术目标和远景战略目标,其近景战术目标是致力于构建中国式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远景战略目标则是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网络社会治理秩序.网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主体包括公共机构、商业实体、网络媒介和网民主体四类,他们相互组合,形成网络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主体的优化结构.     

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中人的主体性

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的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利于增强治理协同性，提升决策效率和治理效能，展示出美好的治理前景；另一方面，由于算法权力膨胀、个人价值迷失和人类责任缺位等现象凸显，导致治理中面临人类边缘化风险。因此，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中人的主体性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在未来人机共生的治理环境当中，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治理主体之一，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持包容审慎的态度，设定好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引导技术应用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同时，从人类自身出发探索将人的主体性带回治理的有效路径，包括加强全球合作，应对治理挑战；完善国家制度，保障人类自治；发展创新型社会单元，开展创造性生产活动；重塑个人责任意识，提升治理能力等。     

"后扶贫时代"乡村返贫的社会组织治理研究

"后扶贫时代"扶贫的重点在于建立可持续、有实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返贫治理机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依靠其涉及领域广、筹资渠道多和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返贫治理领域的失灵现象,成为实现乡村稳健脱贫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SNS技术流行与社会问题治理——以微信为例的探讨

微信是探讨技术流行与社会问题治理的一个典型例子.SNS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和人性需要的高度契合,造就了微信的流行,带来了微信空间的社交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弱化的强关系、新现的"微瘾"、碎片化阅读、泛滥的谣言、变味的"晒赞"、被侵的隐私等社会问题.为了确保微信空间的有序运行和构建网络交往的和谐生态,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加强技术制衡、构建三位一体监管体系、加强主体信息素养的培养、营造良性网络社交生态环境等.     

司法中直觉的影响及其偏差规制

在司法过程中,现有的理论大都认为法官能够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能够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得出结论。然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验证了直觉机制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价值。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过程,很可能也是理性与直觉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直觉在司法中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司法中需要培养理性的直觉与规制非理性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