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与西方之间:《魂断蓝桥》的文化符号学诠释

西方影片《魂断蓝桥》是一部爱情经典剧作,但故事的最初发生地却是在东方。文章以"蓝桥"为考察对象,探讨了东方与西方之间,对应的不同文化意象、能指与所指。为此,对《魂断蓝桥》进行三重解读:(1)中国古代《魂断蓝桥》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春秋战国版本《蓝桥相会》和唐传奇版本《蓝桥记》。(2)从东方看西方,作为一种能指的翻译影片名,它的爱情悲剧主题和贞操观念、门第观念、为情殉身、才子佳人定式等却天然地指代了东方文化传统中爱的所指。(3)从西方到东方,两次改编成中国化的同名沪剧,是爱情母题在全面抗战和改革开放等语境下进一步的深入"所指"。最后总结认为: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蓝桥能指,蓝桥作为一个爱情的代名词和文化符号,如同一种文化定格,永久驻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它的"所指"就是不同语境下的同样的爱情悲剧和对应爱情的相同的价值观。这启示我们,对于爱情要坚守诺言和不离不弃。     

马可·波罗独享盛名之原因分析

马可.波罗成为元代中国与西方欧洲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人物,一是因为长期以来东西双方强烈的了解对方的迫切感,为马可.波罗的成名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机遇;二是强大、辽阔的元帝国使得中国与西方欧洲国家长期以来要求直接接触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三是马可.波罗以一个世俗的普通人的亲历,满足了西方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好奇心,第一次让西方欧洲国家有机会了解到真正的东方中国;四是欧洲人长期视《马可.波罗游记》为怪诞神话并肆意增删其内容,反使得马可.波罗的名气越来越大。     

劲节凌云 情融东西——荷兰鹿特丹市政府破例拨款修复中国壁画

屹立在素有欧洲大门之称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市(ROTTERDAM)卡顿德莱斯区(kATENDRECHT)的东方壁画《劲节凌云》,是东方美术进入西方世界的划时代的作品,是欧洲壁画史上的第一幅中国风格壁画。它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东方人的骄傲。同时,也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论方东美生命本体论的创建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是在融摄西方生命哲学、会通中国哲学《周易》和《中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早年融摄西方的过程中,他在吸收柏格森、尼采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生命哲学的取向,但也造成了理性与非理性、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入中国哲学研究之后,在《周易》和《中庸》的“生生之德”与价值理论的启发下,他修正了早期的矛盾观念,确立了“普遍生命”这一最高概念,并为普遍生命规定了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六大构成要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具有机体主义特征的生命本体论思想。     

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

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两端,二者的文化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成熟起来的。文章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考察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所蕴含的神话与传说色彩。距离产生美,无论是幸福宁静的＂希伯尔波利安人＂,还是盛产丝绸的＂赛里斯＂、＂秦尼＂,早期西方中国形象都充满了理想化的神奇想象和强烈的物质诱惑。直到13世纪末,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之前,中国形象始终停留在那个虚无缥缈的神话与传说阶段。     

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

中国古代缺乏比较自觉的海洋意识,本土文献中有关海洋地理知识的介绍也相对有限。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大型海洋动物的记述,多混杂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或多与占符灵验相比附。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的汉文地理学西书《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不仅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世界地理学说,包括地心说、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和五带知识,还介绍了若干地理大发现以来关于海洋动物的新知识,并且将这些海洋动物的新记述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西方传统相勾连,从而为中国人带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知识传统。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的编刊,为19世纪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中世纪中西方教育体制之比较

西方中世纪教育体制是多元化结构，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对立为主要特色。中国中世纪教育体制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始终是官学的附庸，都为专制政治服务。因而在课程内容、思想价值、教育成果诸方面，中西方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最后西方突破教会神学的精神控制，转向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大学逐渐成为当时自由思想的根据地，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个性的文化巨人，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从容走出中世纪。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始终徘徊在千年专制统治的阴影之下，主要是培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无法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无法走出中世纪。     

“熟悉的陌生人”——迪斯尼乐园里的花木兰

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可谓是以外国人的审美观来诠释中国古代的传说。在主题上,它以"追求个人价值"与"爱"置换了原文化内涵中的核心主题"自我牺牲"与"忠孝";在人物形象上,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赋予东方传统意义上的花木兰以新的形象和新的内涵。     

“熟悉的陌生人”——迪斯尼乐园里的花木兰

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可谓是以外国人的审美观来诠释中国古代的传说。在主题上,它以“追求个人价值”与“爱”置换了原文化内涵中的核心主题“自我牺牲”与“忠孝”;在人物形象上,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赋予东方传统意义上的花木兰以新的形象和新的内涵。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国文化热原因初探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化热是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引发的社会阵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的深刻危机,迫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学者企图用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精神根治西方社会弊端,期待从东方寻回疗救自身的灵药和补正自身文化的方略。中欧、中德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新型关系的确立,也为中国文化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王国立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旧制度并延续至今。     

状元传说与阆中旅游

阆中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对兄弟状元,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佳话。伴随着四大状元的出现,自放状头、陈母教子等众多关于状元的传说也随之产生并广为流传。这些传说是古城科举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海南考

对元文宗出居海南时的时间和年龄、出居海南的缘由、离开海南的原因、居海南时的侍从人员、潜邸之所在、离开海南后对当地的影响以及关于元文宗在海南的传说等7个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考证。     

中国的市值账面比效应为什么不显著？

新古典因子定价理论认为，市值账面比（MB）能够衡量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是重要的价值定价因子。然而国内外多数研究发现，中国的市值账面比效应并不显著，部分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市场不适合价值投资的论断。目前中国市场市值账面比效应不显著的深层原因和逻辑机制尚未明确。实证研究发现：（1）存在一种M绕B循环往复的绕锚运动，污染了传统方法下的三因子定价检验。 （2）绕锚运动污染三因子定价检验的机制路径是：M来源于市场，信息实时传递，信息传递效率高；B来源于账目，每个季度公布一次，信息传递效率低。M和B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不匹配导致了传统的MB检验机制被污染。（3）剔除了MB指标的绕锚运动后，中国市值账面比效应变得显著，反驳了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市场不适合价值投资的论断。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裹挟"了西方批评者,一战中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时,要求西方多重视东方思想。可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保守派。这就势必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与保守主义者格格不入。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回顾与展望

在国家大力提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指的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论等学术话语资源发展而来的翻译理论,国内学者提出的文章翻译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是其典型的样态,理论构建遵循“本位观照,外位参照;古今沟通,中西融通”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视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而定。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除广为人知的信（达雅）、神（似）、（化）境之外,其他如道、气、诚、本、和、韵味、阴阳、自然等重要哲学、文论范畴还有待深度引入翻译研究之中,但也面临着志士难寻与方法论层面的发展困境。我们唯有扎扎实实地做下去,才有望在国际译坛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当代文学经典应该如何重写

创作层面经典重写与理论（文学史）层面经典重写是互为表里的文学现象，前者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车厢峡》《黑夜孩魂》《半夜鸡叫》分别对《李自成》《创业史》《半夜鸡叫》三部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颠覆性、延续性、戏仿式的重写。在文化转型背景下探讨重写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把握近二三十年来当代作家的创作心态、艺术追求和历史局限，察悉人性叙述的可能性、有效性、有限性，对推进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当然，经典重写不能简单化和极端化，在如何重写的问题上，需有正确的历史观和辩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