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董事责任保险能否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企业董事及高管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查并导致其执业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促使作为董事和高管的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的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愈发凸显,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并非万能的保护伞。正确认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对于企业管理层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自恋型CEO、媒体报道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领导特质理论,以2008—2015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自恋型CEO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以及媒体报道对自恋型CEO的影响,发现自恋型CEO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会显著增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相较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内自恋型CEO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媒体的正面报道能够增强CEO的自恋倾向,而负面报道并未对自恋型CEO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增强非国有企业CEO的自恋行为。这些结论有助于丰富高管特质理论相关研究,并为企业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负债、负债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负债及负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投资不足行为,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显著,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均较为显著;负债一方面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短期负债并没有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但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银行借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     

股权异质、过度担保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或有负债增加,既有可能因上市公司关联企业融资约束增大而被动增加,其结果有损上市公司的价值增值,如果存在溢出效应的集聚,还会引发金融风险;也有可能因极为看好关联企业增产扩融而主动增加,其结果与前者相反。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有利于了解过度负债的价值所在,还能够洞察实体经济的融资约束,并为探索防范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思路。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过度担保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基于经济下行期考察了上市公司过度担保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的异质性,以及在不同经济区域中的差异性。     

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企业层面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行为财务学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反映到企业会形成"企业性格",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投资效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的理论阐释,以2004—201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年龄越大,企业越不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而高层管理团队年龄差异性越大,越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CEO在任期中形成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能够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即专用人力资本能够对CEO克服认知偏差、理性决策作出贡献。     

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度量

通过构建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度量理论模型,利用2007-2000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结论表明:尽管我国上市公司既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又存在投资不足问题,但从统计样本来看,投资不足问题更为显著;进一步从行业来看,受金融危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行业分布明显不足,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且不同的行业投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债务融资、债务结构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过度投资现象,债务融资及其构成特征整体上并未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通过进一步按最终控制人性质分组检验发现,债务融资比例与银行借款在国有控股公司不但没起到抑制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反而还恶化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债务融资比例与银行借款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起到了制约过度投资的作用,商业信用和长短期债务在国有与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仍没起到制约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预期投资模型,深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显著负相关,即保持市场竞争态势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深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深沪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从所有制、区域、高技术企业三个维度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抑制效应、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中部地区比东、西部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支持;高技术企业比非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规模增长更大,...     

产能过剩的现状、前因后果与应对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后果、成因、应对以及应对的代价进行了一个梳理。产能过剩的形成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共性,也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特性。鉴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应对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任务。借鉴日本的国际经验和中国过去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产能过剩治理从“一带一路”、市场机制改革以及坚决地去产能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制定了全方位的对策,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是产能过剩的治理也面临着大量的就业岗位转型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政府相应推出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的促进就业的政策,以减小产能过剩治理的代价。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投资者情绪下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以深圳交易所2006～200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以换手率为代理变量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成长性间都呈负相关关系.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稳健性,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投资者情绪,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的关系;同时,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成长性,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大股东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及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且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控股大股东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第二大股东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也进一步导致投资不足;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正向关系;董事长与经理人合谋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而相互监督则能抑制非效率投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易产生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使上市公司加大投资,抑制投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