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作为科班的晚清北京“堂子”

北京的“堂子”既是“娱乐”的场所 ,也是晚清一百年间培养伶人的重要地方。本文通过相关资料的引述 ,辨析当时北京京剧舞台多数名伶的出身与“堂子”的关系 ,说明常被忽略的“堂子”在近代戏曲史的重要存在     

侠气与民情：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帝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财政税收、人口、土地关系等社会结构要素上,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世风之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民情基础。这一世风丕变特别体现在：地方为应对太平军冲击而进行的军事化运动中伴生的失范型暴力,是以“任侠之气”的精神伦理作为军事动员的内在组织原则而导致的后果。“侠气”这一精神伦理以“力”的无限扩张为法则,与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宗法、乡礼、师道以及凝结在地权上的依附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造成军事化组织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力”的无限扩张法则打碎了帝国政治所依赖的身份与等级结构,导致了夷平化的社会形态出现,从而对传统政治治理构成挑战,并最终召唤了用现代革命的方式推进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的到来。     

劳动关系治理与工业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企业社会工作简

劳动关系是工作世界中最基本的人类关系,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工业化时代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和工作世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向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建立劳动关系治理新格局,不仅是建构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战略性要求,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探索中国工业化时代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内容。而对于企业社会工作来说,如何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总体性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发挥其和谐劳动关系、改变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资本、弱劳动”关系总体格局造成的不平等劳动关系、增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地位和参与性、推动工业社会秩序发展的作用,无疑是一项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社会议题,也是社会工作参与工作世界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领域。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中国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的困境及对策——基于“结构—关系—行动”的视角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改革新进程的开启,行业协会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依附式发展和治理失灵等问题显现,行业协会治理转型势在必行。行业协会的治理转型可以从结构、关系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行业协会治理存在结构的形式化与简约化、关系的依附与疏远和行动的被动与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驱动不足、对资源与规则的依赖以及社会资本与策略能力不足。行业协会需要在结构、关系、行动三个维度实现全面治理转型,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实现治理现代化。     

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

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对于地方的产业治理，学者普遍关注政府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未能充分揭示政府产业政策内容的逻辑与农民具体生产实践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安溪铁观音的个案考察，本文指出，地方政府以“正宗性”作为茶业发展的抓手，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化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茶农基于生产技艺、农时安排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的灵活性产销存在根本的张力。通过对具体的茶业政策和农民生产实践的考察，本文刻画了这种张力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及其不同后果，并着重指出，相比于地方政府诉诸正宗性的产业治理逻辑，农户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产销逻辑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参与式增能”:乡镇社会工作站功能与实践路径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断裂”制约着社会工作站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功能与定位有助于实现社会工作站实践效能最大化。F镇社会工作站的实践表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核心功能目标应为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参与型治理格局；核心行动策略为“参与式增能”,将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拓展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间的多重关系；实践架构为通过个体、人际、组织和社区参与四个维度实现参与式增能的总量递增，以达致服务与治理的双向融合。“参与式增能”为当前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行动策略，增能的实现程度还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合力助推。     

民间组织与现代民族国家之构建——1901-1949年中国工商行业性组织功能探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将从前在国家法律规范之外的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控制的目标,并以辅助官治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在近代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并非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经验中的市民社会,而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产物,与其西方的对应物发挥的功能大相径庭。近代中国精英组织网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必须放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在国家基础结构能力薄弱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利用民间组织渗透和嵌入社会,以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不足的策略。由此,国家实现了将合法性基础扩展到社会精英阶层、增强国家渗透能力、平衡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增进国家绩效合理性、提高国家整合程度等目标。但这种利用民间组织构建国家主权的策略,却有着以下缺陷:政策执行效力不稳固;国家渗透能力和支持基础仅限于精英阶层;妨碍了公民权的形成;降低了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最终,这种国家构建策略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彻底改造旧的社会组织的策略所取代。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和谐社会视域下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代领悟和文化把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追求本身包含了非常浓厚的传统美德意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域下传统美德具有普世的方法、理想的范导、文化的传承三个方面的时代价值。     

Ord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d Its Institutional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ord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but also a matter of defining the state’s special roles and functi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sought to realize the twin governance aims of high 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which require that the state simultaneously undertake the dual roles of modern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apital. The consequent adjustments to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expressed in the state’s devolution of power to the market while reserving government pricing power; devolution of power to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reserving power over central tasks; and affirming social rights while reserving the power to approve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externalities produced by this “quasi-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marked by the shrinkage of arrangements for collective welfare, the absence of mechanisms for routine security in ordinary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that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profit from the market. This may result in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public power, producing imbala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ights, wealth and risk, or in other words, social instability.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本文致力于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对明清以来市镇的演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是连接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节点,并越来越具有超层级、跨区域和金融化的特点;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是有层级、有组织的,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政治层面看,它是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质是市镇的本质特征。社会学对于市镇的研究必须将其看作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在对生命体验、生活智慧、伦理道德、乡风民俗等民情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下,考察其与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