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宪救国论》看杨度后期的君宪思想

杨度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寄希望于袁世凯，视“洪宪帝制”为契机，向袁世凯进献《君宪救国论》，为其登基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从而加速了帝制实施的进程。《君宪救国论》集中反映了杨度在“洪宪帝制”时期极其矛盾的思想，也突出体现了其帝王之学与君宪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消彼长的关系。     

鲁迅与辛亥革命

鲁迅与辛亥革命高旭东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的递进，是从政治改良到武装革命、从虚君共和到民主共和，而这种递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的原因的。本来，黄兴、章太炎等一大批以武装起义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先驱者，都是属于改良派阵营的，他们都把希望寄托...     

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

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摧毁了皇帝制度 ,否定了君主立宪 ,初步建立起三权分立、国会、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等近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和程序。袁世凯死后 ,《临时约法》恢复 ,国会恢复和重选 ,共和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仍按规定运行 ,故不能认为《临时约法》连同民主共和政体成为光辉的史迹。 2 0世纪上半叶的“制宪救国论”、“人权派”、“民主宪政运动” ,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并未因辛亥革命结束而终结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人间词话》三题

一、“主观之诗人”与“赤子之心”《人间词话》卷上云: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是书甲、乙两部最初刊布在1913年《不忍》杂志,继而长兴书局将此两部刊印成单印本,书名《大同书》。康有为自序:“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先印甲乙两部,盖已印《不忍》,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至1935年其弟子钱定安才将全稿交中华书局出版。钱定安序曰:“……是书凡十卷,前二卷早已印行,余均草稿。在甲戌,由武进蒋竹庄先生之介,获交舒君新城于中华书局谋梓以行世,盖距先生之卒已七易寒暑矣。安定抚坠绪之茫茫,独怆然而涕下,爰为校订其书。既竣,并为钩元提要,弁言简端,以告世之读是书者。”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出版说明云:“这次重印,除上述各本外,又从著者家族那里借到一种抄本。我们参照各本和上下文义,对于最显著的错误加了一些订正。”表明当时主要以家藏抄本为主与已刊本互校后印出。     

杨度眼中的中国立宪——以《君宪救国论》为分析范本

《君宪救国论》一文集中反映了杨度关于中国立宪的理论构建：以君主立宪的政体来实现富国强国的宏愿;以世袭罔替的君主来消弭军事纷争的危机;以正当诚实的立宪来矫正清末民初的弊端。杨度的立宪观既存在合理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特殊的现实性与一定的诚实性;另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深受“帝王之学”的影响,未能摆脱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纠葛。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论”

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论”是对历史上“孔子改制论”的修改。运用这一理论，康有为不仅为其领导的维新运动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以之作为前提创立他的“儒教”理论，从而使这一论点带有反抗西方威胁的色彩。康有为还通过对“孔子改制”的大显论述，形成了对孔子的不向评价，从而为其大同学说的崛起创造条件，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预告了文化新纪元的到来。     

读罗隐《谗书》札记

《谗书》是罗隐以儒家理想的社会形态来衡量现实 ,痛斥现实背离儒家之道太远的一部杂文小品集。《谗书》五卷似为罗隐重序时的刊本 ,这一刊本时间 ,应在 876年之后。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同质的,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美国革命之初共和思想广泛传播的原因

1775年底1776年初，北美殖民地的思想主流经历了由君主思想到共和思想的剧变。英国政府的倒行逆施是北美人民抛弃君主思想接受共和思想的根本原因。潘恩的《常识》猛烈贬斥君主制度，热情颂扬共和政体，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人民主权理论的传播为北美人民接受共和思想铺平了道路。相对于英法国家而言，北美人民接受共和思想的阻力较小。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察变》备课志余

作为先进的中国人的严复(1859—1921)是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在二十五岁到英国留学,只两年功夫就毕业回国。中日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对他的刺激最深。他当即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有战斗性的政论,就在这个时期,他翻译了《天演论》。 《天演论》是英国自然科学家、思想家赫胥黎的著作。书的原名是《进化论和伦理学》,这本书从达尔文讲化论出发,发     

康有为《公车上书》的文化思考

康有为《公车上书》的文化思考马洪林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由康有为起草、１３００多名在京会试举人签名的《公车上书》，是一份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爱国文献，也是近代中西文化联结汇合的典型文化现象，它不仅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引起巨大轰动，而且因为具有真正的思...     

试论熊十力的儒法共和思想——兼评刘小枫《共和与经纶》一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熊十力先生通过＂广演理论＂,发掘孔子六经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力图揭示新共和背后的儒法政治传统,从而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完成共和革命大业。六十余年后,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一书出版,对熊十力先生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演绎和发挥,对于我们思考共和政制之心性和形而上学基础多有启示。     

品评郭汉民教授《君主立宪思想与辛亥革命》——兼谈清廷立宪

《君主立宪思想与辛亥革命》（文中称郭著）是郭汉民教授20世纪80年代的力作之一。该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君主立宪思想与辛亥革命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科学分析,阐明了立宪派对清廷立宪态度的变化过程、澄清了君主立宪思想与辛亥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对君主立宪思潮之性质重新定位。     

袁世凯帝制舆论之特色管窥

袁世凯为铺平通向帝制之路,导演了一场大造帝制舆论的丑剧。 1915年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抛出《共和与君主论》,首先发难。随后,袁的另一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以《共和宪法持久策》呼应,袁政府参政院参政杨度等纠集帝制余孽,于8月13日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布《筹安会宣言》,并在全国演出了一幕幕劝进闹剧。杨度所撰《君宪救国论》从理论上较为全面、系统地杜撰了一套改共和为帝制的“理由”,而袁世凯及其把持的北京政府就此发表的一系列申令、密电,则是明里暗里制造和操纵帝制舆论的总纲领。这场西中兼备、官民共襄、紧锣密鼓的帝制喧嚣,看似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细思究之,基调则一,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谬托国情     

严复“筹安”考

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公开批评辛亥革命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并公然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随之,“筹安会”发起,其宣言把矛头直接地指向了辛亥革命,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长此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评析

1 二十世纪初,被内忧外患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危机四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对策与出路。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上,变,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可是变的结果、变的方式,却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两大阵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理论支柱,以张謇为代表,其宗旨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奏稿,集中说明了君主立宪派的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予以团结民心保存邦本”。既要“立宪”,又要“保存邦本”,这本身便很矛盾,更不用希望有什么建树了。一九○六年,清政府认识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它途”,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九○八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堂而皇之地声明“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威严,不可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