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对深化中国和欧盟的双边经贸合作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都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中国着力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双边投资协定,具有高标准、深度化和宽领域的经贸规则内在特征。为了进一步发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促进中欧双边投资,并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予新动能的作用,中国需要持续扩大内需,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培育新消费热点; 激励技术创新,不断加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加快国内改革,统筹做好经济总量和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美国主导下国际经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21世纪以来美国倡导的经贸规则经历了全球性贸易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的转变,其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尤为明显.WTO采取强制管辖,通过独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成员方争端;CPTPP和USMCA保留专家组,程序透明度更高,但未设置上诉机制;中美协议彻底取消了第三方机构,以双边磋商作为主要策略,并将申诉方行动合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反映了规则导向到效率导向的过渡、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提升、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回归等趋势,极大影响了国际经贸规则.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绝对话语权,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持续变动的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WTO上诉机构改革,逐步靠拢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并坚决抵制单边主义的恶劣影响.     

我国应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重叠和原产地壁垒的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已与多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FTA)协议,FTA伙伴、准伙伴国与他国也签署了大量FTA,导致我国货物贸易遭遇严重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同时还面临TPP和TTIP等FTA原产地壁垒。我国应通过推动建立东亚16国自贸区、新订和修订FTA原产地规则、WTO谈判等途径解决原产地规则重叠与原产地壁垒问题,也可对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转型升级,努力创新掌控核心技术、品牌,加大跨境投资来摆脱困境。     

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因应对策

以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为契机,双边的、区域的高标准新规则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和整合的主流。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不断强化、国际投资规则高标准自由化、服务贸易规则高标准开放。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要求国际规则的一体化和透明性,二是WTO多边主义受挫与区域主义兴起给发达国家主导新规则的制定创造了条件。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趋势,我国应积极研究和妥善应对。     

自贸区构建人才高地劳动标准问题研究 ——以劳工权利保护为视角

自贸区构建人才高地的劳动标准应着眼国际、国内两个维度。在国际维度上，应有所取舍地对标国际劳工公约的国际劳工规则和标准，借鉴美式与欧式双边自贸协定中有关劳工条款的有益经验和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国内维度则应着力聚焦高层次人才的特殊需求和国家的制度供给水平与能力。前者提供了国际化人才所应具有的基本劳动权利保障规则，后者则体现了本国立法者意志和制度供给水平。具体来说，可以有选择地吸纳国际劳工标准的核心部分和精髓，提高人才流动自由度，以及采取更为灵活的工时制度等。在实现路径方面，除了考虑让国际通行劳工标准有条件在自贸区落地试行之外，还应在国际劳工制度的制定和修订中扮演参与者、引领者的角色。同时将美欧FTA有关跨境自然人流动精细化和实际可操作性的条款作为参照系，结合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实际需要，有条件地在区内实现中外人才和劳工的有序流动。当然，从国内立法角度着手，理应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方法，最大限度扩大自贸区立法权限，实现既定政策目标。     

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与协调

在多边贸易体制危机时期,自由贸易协定(FTA)得到迅猛发展,直接冲击着WTO的有关规则,使多边贸易体制受损甚至碎片化。应通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WTO关于FTA的规则,在制定和适合FTA规则时应考虑与WTO规则相接轨且优先适用FTA规则,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为避免被FTA“边缘化”风险,我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在构筑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做出努力。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探析

国际投资协定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运用。而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公正公平待遇的规定存在三种类型,由于我国对外签订的新式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者——国家的争端解决仲裁机制采用了几乎毫无限制的模式,这使得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存在讼累的风险,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要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进行完善。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现代化转型的法律分析

中国是全球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双边投资条约的现代化转型。当下国际投资协定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全球化理论及环境、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下，正经历较为剧烈的变动。国际投资条约的持续改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传统的规则接受者角色转变为重新设计BITs的规则制定者角色。因此，通过对三代中国BITs的分析，阐述了条约内容在不断更新过程中的背景、原因、特征及其内在缺陷，总结了中国BITs现代化转型的背后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BITs现代化改革中的路径选择，提出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加强国家监管以及推进可持续投资理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RCEP投资便利化条款及其影响

为分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区域内产业链重构、中国供应链重构以及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影响,对RCEP中的投资便利化条款、中国与RCEP成员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发展渊源进行研究。研究认为,RCEP有争端预防和外商投诉等协调解决措施,相对于中国与东盟、中日韩、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新西兰近年来签署的有关贸易协定,其关于投资便利化的条款规则更加详细,执行性和操作性较好; RCEP将推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自由的、统一的大市场,促进区域内的产业融合和分工格局优化,推动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 在RCEP高水平区域合作框架下,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完善的制造业配套体系优势,发挥国内自贸试验区的作用,加快投资相关法律和机制环境建设,推动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利用外资; 中国企业应加大在RCEP区域内的投资,提升供应链全球布局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建立更符合供应链全球布局及发展的“走出去”框架,加快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