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中的治理创新

客观性的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有着在“中心-边缘”图式中延续和扩张的可能,但就后工业化这一特殊背景下特定内涵的历史过程而言,全球化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开放和扩张的延续,而是一种需要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这种努力的过程与目标的达成,包括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走向融合的过程,也是走向后工业文明发展中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系为一个互动合作的整体,是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合作与互动,更是全球化背景中试图摆脱边缘位置的国家必须进行的行政创新:变革已有的“中心-边缘”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合作治理.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规避与管理：风险社会中的行动逻辑——基于XX座谈会的观察与思考

本文是在对风险社会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相结合而写出的。在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也开始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通过对一个主题为“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风险”座谈会的观察与思考，在介绍相关背景后，先从风险社会学理论定义网络游戏对未成年的社会风险，然后通过实证材料展示和分析相关职责部门及个体对风险的认识与自我维护，最后从共识达成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这样一个过程初步探讨如何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阐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应对风险时的行动逻辑。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

“网络暴力”是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它的产生,主要涉及网络技术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及网民群体结构三个风险源:网络技术的风险特性是催生网络暴力的潜在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无序释放是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是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应对网络暴力的关键在于,通过建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以减少各类风险发生交叠、共振的频率.     

农村贫困地区艾滋病人和受感染者生产自救方式的探讨

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艾滋病人和受感染者家庭生产生活困难的问题目益凸显。在农村艾滋病防治的重点地区,各级政府在开展“四免一关怀”的同时,工作范围也从以往单纯的防治扩大到生产自救。积极鼓励感染者和病情稳定的病人开展生产自救,改善艾滋病人和受感染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提高生活质量;鼓励他们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确保社会稳定。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理解社会治理的显现空间

伴随着人类世界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治理进入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众多行动者“怎样开展行动、如何进行言说”成为社会治理理论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行动与言说“充分分离”产生的对权力的限制是民主政治的实质,而行动与言说的“有机结合”则能够实现合作的治理.然而,现代民主作为行动—言说所形成的两条隐匿线索的交汇空间,在被代表制嵌入之后表现出了言说对行动的削弱,言说与揭示之间的不洽渐次阻塞了民主的路径并导致了一系列异化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互联网成为“虚拟贤者”,它有能力成长为有别于“合作”和“自治”的第三条道路,超越代表制作为现代民主全部实质的狭隘性,帮助社会治理在“行动—言说”框架下通往显现空间.     

思辨的逻辑与实践的逻辑——韦伯和余英时经济伦理研究的不同理论路径

思辨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理论路径,思辨的路径以一些抽象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将社会行动的逻辑还原为抽象本质之间的关联;实践的路径则是从实践的具体情境出发考察社会行动,将社会行动看做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互动过程;对比韦伯和余英时关于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实践的逻辑是更为恰当的研究方式。     

“参与式增能”:乡镇社会工作站功能与实践路径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断裂”制约着社会工作站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功能与定位有助于实现社会工作站实践效能最大化。F镇社会工作站的实践表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核心功能目标应为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参与型治理格局；核心行动策略为“参与式增能”,将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拓展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间的多重关系；实践架构为通过个体、人际、组织和社区参与四个维度实现参与式增能的总量递增，以达致服务与治理的双向融合。“参与式增能”为当前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行动策略，增能的实现程度还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合力助推。     

符号互动理论对教育戏剧育人的作用

符号互动理论集大成者米德在承续“社会行动理论”“多元自我”“境中我”等思想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剖析“自我与社会”关系的符号互动理论。当将研究聚焦于教育戏剧中的“自我与社会”时,符号互动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为探究教育戏剧中“自我与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域。教育戏剧作为一种融合象征性符号、语言性符号、动作性符号的教育方法,能从关系性、社会性、模仿性三个维度培养和提升个体自我的社会性认知、社会性人格和社会性行动。     

风险研究的多重视角

随着现代化过程的不断推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重要的变化，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现代“风险”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结构，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新时代（贝克，2003）。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为有效地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对人类带来的损害和影响，     

自助小组的建立、运行及作用——以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组为例

提高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既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的努力。自助小组是艾滋病感染者消除社会歧视、提升个人能力、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调查了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组的发展状况,总结了自助小组的作用,分析自助小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Analyses of the “Problem” of AIDS in China

艾滋病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流行的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独特性的社会问题,且是后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社会选择倾向。其危害也不仅仅指向个体生命,而是危及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本文分析了艾滋病“问题”在中国的建构过程,指出对此“问题”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学理冲突既影响到有关政策的制定,又反过来建构了艾滋病“问题”的现状。据此,作者提出应从建设社区与社区的文化机制、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化、重新认识与定位青少年等方面入手,把艾滋病“问题”从危机转化为契机,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由法律到市场:食品安全治理学说的思辨

食品安全关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感受,并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及治理思路,学术界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理论,分别是“法律体系不完善说”、“政府监管不力说”和“市场失效说”,三种学说的基本共识是“技术万全论”.正是这种“技术万全论”思维逻辑本身所固有的局限决定了这些学说无法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思路.而事实上食品安全治理的各种技术植根并匹配于特定国家的社会结构,保证技术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制衡才是食品安全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理论根基与制度设计

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需要具备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理论自信来源于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有自我教育论、利益表达论和参与发展论作为其理论根基。行动自觉需要高校以制度设计为保障,其构成包括以转变参与观念为先导、以拓宽参与途径为基础、以构建参与机制为关键、以设计参与模式为中心和以遵循参与逻辑为目标。     

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管理组织生成逻辑研究

社会管理组织生成逻辑的方法论基础有关系主义、结构化理论以及人性的假设.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以人的需要为逻辑起点,通过对资源交换行动与社会关系之间互动和转换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行动者而言,需要促成了资源交换的行动,而资源交换又造就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在特定空间的聚合并发生制度化和有序化的过程,则标志着组织的诞生.社会管理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组织目标的公共性,组织行动的参与性和组织关系的互惠性.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基于区块链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区块链的“多节点”协同,能促进国际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带动非传统安全治理提质增效。其中,在区块链上构筑的跨国信用、监管和认证体系,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所涉及的资产运筹、物流追踪和人道救助等工作契合,集中体现区块链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的应用性。作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导者,联合国对“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理念的引入,集中反映了区块链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广泛结合。相应的,联合国各专职部门,正联同其合作伙伴密集开发区块链在经济调节、供应链监管、个人信息认证等方面的功能,并将其运用于防治环境灾害、打击非法贸易、救助国际难民与打击人口贩运等领域,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雏形。然而,区块链自身的技术稚嫩和政治敏感,以及相关治理项目造成的商业、社会冲击,将为“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后续发展带来障碍。因此,为使该新型治理模式切实造福国际安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须加紧对区块链技术的因势利导、促其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