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私法和中国官僚法的诉讼结构

诉讼结构决定法的形式甚至内容,这一深层结构可以直接追溯到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正义观念和信仰.不同的信仰背景的文化会造成迥然不同的诉讼结构.罗马法的诉讼结构是以神示(oracle)正义信仰为基础的“竞技型诉讼”,中立的第三方被认为是“神示的受托者”,因此判决(法)乃是神示正义.中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则与神示信仰无关,对政治权力全能全知的信仰导致了一种极端政治化的诉讼结构:代表皇权的“州县”听讼决狱,诉讼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权力关系之中,对政治秩序的极端关切使得“父母官”与“人犯”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口供主义”使得刑讯逼供变成诉讼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由此形成了一种“反权利”的结构,司法正义和基本人权形成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     

论梯度简化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系

近些年，中国刑事司法制度逐步建立了梯度简化的诉讼程序体系，其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阶梯式特点。“阶梯式”诉讼程序体系建构的前提条件，是不同案件的证明难度不同，梯度简化的诉讼程序恰好能够分流不同证明难度的刑事案件，同时能够保障所有案件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根据司法实践的统计数据可知，碍于简化范围和简化效果的限制，尽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程序简化程度依次递增，三种诉讼程序审结刑事案件的能力却是依次递减，这是中国刑事司法资源一直得不到合理优化配置的重要原因。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简化范围和简化效果的限制存在两种方案，一是将简化范围前伸至刑事诉讼的审前阶段，二是建立更具灵活性的控辩协商机制。     

证据与错案关系之探讨

刑事错案是指公检法等司法权力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等具有司法职权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为对案件事实、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或者适用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出现错误从而导致案件的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给被追诉人造成人身经济及政治权利造成损害的案件.在正确界定刑事错案之后,探讨证据在诉讼证明中的错用以及在错案中的作用等方面对错案的形成原因,错案的形成种类等作了阐述和说明,并提出预防错案发生的对策和机制,以期对当前构建公正司法有所裨益.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两大法系国家辩诉交易程序辨析

辩诉交易程序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作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快速处理程序,其也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该程序在两大法系国家都起到了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但由于两大法系国家在诉讼目标模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起诉原则等方面差异较大,从而导致了辩诉交易程序在两大法系国家的不同境遇。     

现行司法制度下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的权能

随着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环境公益纠纷诉诸于法院,面对这一新类型诉讼法院应当在现行司法制度下积极寻求应对之路。现行司法制度下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虽然存在种种障碍,但依然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宪法》及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检举权和控告权是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权源。由于环境本身的公共性,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仅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且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回应型法治秩序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式在起源之初倾向于专制型的运行机制,形成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建国后,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构架为依托,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形成了"单极权力格局"的社会.这种单位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的延续.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法是一种压制型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极权力格局逐渐瓦解,形成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橄榄型,与这种以中间阶层为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法治秩序是一种回应型法治秩序.     

英法两国关于外国法查明问题之比较及其启示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加深了各国间的经贸往来,同时也导致了各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增加.当一国法院根据内国的冲突规范去适用外国法时首先就要对该外国法进行查明.英国与法国分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拥有不同的法律传统,在外国法查明的问题上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同时也有一些共同点.我国在外国法查明的立法方面有较大缺陷,应借鉴这两个国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制度.     

我国司法制度转型的意义与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腐败 ,其根本原因不是司法人员的素质差和具体管理制度的缺陷 ,而是制度性的权力结构存在的缺陷 ,继而导致司法的腐败 ,即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国家权利为本的司法制度 ,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实现这一转型 ,对“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是一个较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目前在观念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要明确 ,对司法、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等范畴的研究和认识要深化 ,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性质不同的法律要求要多加关注 ,对法律承认和平等地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新观念要树立 ,并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以及扭转“非此即彼”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     

论环境侵权群体性诉讼处理机制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法院对其相对拒斥的态度,导致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到冷落。因此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群体诉讼处理机制中进行团体诉讼、示范诉讼及建立联动机制的探索,对及时妥善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基于制度本质的回归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中管辖和审理,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案件数量不足、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题。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培育行政审判队伍、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改革探索方法,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进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先进法律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以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105个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实践困境,结合“枫桥经验”中“党委政府重视,职责分工明确,信息资源共享,纠纷共同化解”的价值导向进行阐释,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中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三种进路选择:嵌入、分流和保障。     

论民事诉讼费用的成本补偿

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作为为社会提供处理各类民事纠纷公共服务的司法裁判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能满足实现司法救济权利保护普遍化的情况下,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可以补偿国家财政对司法裁判投入的不足,有利于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作为司法裁判的成本补偿,法院确定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应与具体案件所消耗的司法裁判成本密切联系。因此,建立一个依照不同的程序以及程序的不同展开阶段为标准确立收费金额的收费体系可以更直观地体现诉讼成本的投入变化,并能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基本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     

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所以陷于困境,关键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不顺.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过于集中的地方党权,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的人民法院,不完善的行政诉讼法,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身陷困境的主要原因.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我国环境诉讼的困境及原因剖析

我国环境纠纷日益增多,但环境诉讼并未实现其维护社会正义、推动环境保护、促进环境立法的功能,其原因在于:公众环境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相对较弱、环境诉讼难以及司法环境的影响,导致公众不寻求通过环境诉讼解决纠纷;司法独立的缺位导致法院难以公正审判环境纠纷案件;现阶段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限制了其在环境诉讼中的作用。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WTO与中国行政审判体制相关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是WTO司法审查的一种重要形式,WTO协定要求司法审查机构必须具备独立性,我国行政审判体制在形式上独立于行政机关,但实际上仍受到行政权的严重干预。要真正实现行政审判的司法独立,就应当在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