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变革与个体的重构: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

笛福是现代早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第一部小说《鲁滨逊·克鲁索》,不仅仅是在叙述一个大航海时代的冒险故事,也是在为现代早期个体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条出路。本文通过解读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分析并讨论了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现代早期的人性面貌和精神危机。本文认为,在基督教传统无法安顿人心的时代,笛福试图在理性与启示之间,重新寻找一条自我治理的良知之路。理解笛福及其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及现代个体主义的真正意涵,而且对我们重新回到中国个体问题兴起的语境中探索中国社会的路向,具有重要意义。     

话语的颠覆与重构:《福》的后殖民研究

<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后殖民解读.小说以落难荒岛的苏珊为视角,讲述了她与克鲁索和福对抗、并为星期五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作者库切关注故事由谁来叙述和谁来写作等问题,并将作品置于后殖民语境中,通过反话语策略为边缘群体争夺话语权.<福>是对帝国殖民者男性权威及其东方固有偏见的颠覆和对笛福经典文本的重构.它揭露了欧洲殖民、种族隔离政策给南非带来的复杂政治和社会形势.     

笛福女性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18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中描写了两个"荡妇"形象——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笛福对他笔下的这两个女主人公的离经叛道、无所不为的行为既同情又责备,小说本身也因此对她们的道德缺失问题表现出一种矛盾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实这正反映了生活在父权传统文化中的笛福对女性问题关切而又无法开出良方的矛盾态度及两难处境。     

正义观念史的逻辑表达

正义观念是以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必然性不断进行超越作为基础的,其发展逻辑事实上经历了由德性正义到契约正义、经济正义,再到社会正义的发展历程。通过不同历史境遇的人类对各自所处时代之现实非正义的批判和理想正义的构思,基于经济计算的个体与整体、政治与法律等各类冲突也不断变迁和获得新的解决。     

列宁论科学发展观

在列宁看来,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这种唯物主义既是实践的又是辩证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即他所指的“现代唯物主义”。发展观是否科学,关键看承认不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承认不承认事物的运动、发展不仅有量变,而且有渐进过程的中断、飞跃、质变;科学发展观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同时适用于自然界、人类认识与思维。列宁关于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914—1915年在瑞士伯尔尼期间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哲学所留下的八个笔记本中,特别是其中比较完整的《辩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和列宁关于那些应当构造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原则性指示以及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提到的辩证逻辑的要求中。     

标准化的秩序价值证成

标准化组织搭建起协商共治平台,创制秩序成为标准化活动的重要价值。从含义与渊源来看,秩序构成标准化含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演化的内在追求。程序正义是标准化秩序价值的实现路径,表现在标准制定主体是多元化的利益相关方,标准制定与实施过程强调合作精神,标准化是一个技术民主化的过程。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是标准化的时代命题,标准已发展成为与法律协同的规范体系,担负起创制现代人类社会良好秩序的时代重任。同时,我们亦应高度警惕标准异化,守护人类共同价值。     

秩序内外的正义情境

从词源上看，正义最初是指向某种神性秩序。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正义也朝向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训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未消解其作为整体性或基础性的秩序意涵。在这种转变中，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中某个个体或群体借由某种权利介入秩序运行之中，正义转变为对实存秩序的反抗，并在与秩序的冲突中呈现出自身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之中，秩序内外的正义冲突实质上是个体之“权利”与政治国家之“权力”之间的冲突。化解这种由人格化资本在政治秩序中所导致的“无主体”或“物主体”的社会秩序，需要以作为整体之个体来弥合“权利”幻想的碎片化，从而为正义实践塑造坚实的确定性基础。     

二十世纪西方的辩证法研究

辩证法在20世纪西方的命运是多蹇的。怀特海在其所著《分析的时代》一书中曾经说过,20世纪的哲学都是以批判黑格尔这个辩证法大师为其出发点的。《二十世纪哲学》的作者艾耶尔也宣称“叛离黑格尔”是20世纪哲学的大潮。与波佩尔公开指责辩证法是“混乱”相应的是,对辩证法的沉默,以沉默来抵制辩证法。这种对辩证法的“抵制运动”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西方。例如,在1970年出版的R.布朗塞所著的《逻辑学及其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的历史》这样一本重要著作中,马克思的名字甚至都未出现,而对黑格尔也只用了15行笔墨。1972年,《逻辑学和辩证法》一书的作者也仅用3页篇幅轻描淡写地谈了谈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     

秩序对正义的逻辑优先性

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需以秩序为基本前提。正义和秩序是每个社会都欲求的基本价值,但二者之间始终具有内在的矛盾和紧张。秩序逻辑地优先于正义,是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核心要义。只有在基本秩序得到强有力维护的前提下,社会正义才具有真正稳固的基础。     

《国语》政治辩证法思想论略

本文认为，《国语》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源于《尚书》、《诗经》、古代的制度和已佚名的前人思想；此外，哲学辩证法思想和自然知识，也对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其思想的最重要来源，是对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作者从多方面论证了《国语》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伍尔夫创作思想形成轨迹略探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女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往往认为,现代派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笔抹杀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伍尔夫对现实主义作家如笛福和哈代评价极高。她所反对的并非现实主义,而是物质主义或自然主义。她曾说过:“我们对于笛福和他这部小说(指《鲁宾逊漂流记》)的心情,与希腊人对于荷马的崇敬十分相似。”[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伍尔夫十分尊重本国文学传统。事实上,伍尔夫不仅善于继承本国的传统,而且从俄国、法国、美国的优秀作家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我们可以说,伍尔夫的现代小说理论,…     

试论早期章回小说中个体思考的悲剧内涵

早期章回小说 ,尤其是历史传奇 ,是史书与说话共同的产物 ,它不仅摹写了元末明初市民重构历史秩序的欲望 ,同时也糅入了元末明初以来文人对重建历史秩序的理性思考。但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内在张力 ,又直接体现出章回小说内部有关个体 (“自我”)思考的悲剧性内涵。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与辩证法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恩格斯不恰当地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从社会领域扩大到自然领域,从而用一种反思理论(主体和客体持续地存     

辩证法是主体对客体能动作用的理论——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性质考察

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物,它的产生同时代条件密切相关。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彻底改变了人对自然的隶属关系,从而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时代的发展要求理论以人为中心,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作出能动的解释。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理论正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以意识辩证运动的形式抽象地表达了主体现实的创造活动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就是紧紧围绕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客体统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书讯

作者在本书(德文原书名为《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Die Grundfrage der gesellschaftichen Entwicklungs)中试图“明确社会发展辩证法的性质”。在第一章“自然与历史”里,作者既摈弃了历史是由地理等外部自然条件决定的理论,又不同意与其相反的见解:认为历史的发展与外部自然条件无关,而主张“自然原因对社会发展过程所具有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相对独立于外部自然条件。但是,作者一方面承认生命的进化也具有脱离于外部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赞扬达尔文关于外部环境决定一切的“自然淘汰说”是辩证的。达在逻辑上缺乏首尾一贯性。在第二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的关     

辩证法:从马克思走向当代--读《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

辩证法问题一直是孙正聿教授的理论兴趣点。从20世纪80年代初参与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到80年代末撰写《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博士论文,再到90年代末撰写关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哲学通论》,他一直在思考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精通辩证法是长于思辨的孙正聿教授的一大特色,而他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部论述辩证法的力作———《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就是他深切思考的又一成果。在该书…     

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迫切理论问题

从五十年代末期、特别是从六十年代以来,在以K.R.波珀和E·托皮奇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同以Th.W.阿多尔诺为代表的辩证社会学派之间展开的论争,在西德,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围绕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基础和可能性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进行了种种歪曲和攻击。例如,新托马斯主义者G.A.韦特在他的《上帝——人——宇宙》一书中宣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可统一性。H·奥吉尔曼在他撰写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书中得出结论说:“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的诸种可能性中,没有一种可能性经得起检验”。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K.R.波珀在他的《什么是辩证法?》中说得更露骨。他说:“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组合……比辩证唯物主义还更糟”。很清楚,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流派集中攻击的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性,辩证法的本质——矛盾学说,辩证法的客观的社会特性和发展的革命概念。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力图把辩证法歪曲成为一种表面的纯粹进化的发展学说,有的则把辩证法变为极“左派”的激进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们都否定唯物主义辩证法,胡说辩证法是恩格斯和列宁后来硬加到马克思主义上去的教条主义产物。本文发表在东德《德国哲学杂志》1979年第1期上,作者是洪堡大学教授,他从理论上对上述论点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