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内涵、生成效应及应对思路

在嵌入信息化、平台化和网络化管理组织技术中,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以价值链模态体现的多场域、多环节、多主体、全程化的协同合作整体治理创新体系和供给实践新形态。公共物品价值链是以满足公众公共物品需求和实现供给价值增值为目标,基于供给价值链全生命周期和泛资源整合,构建的纵向环节及多元主体交互联结参与集聚的适宜性公共物品供给创新模式。与传统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模式比较,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在生成背景、需求响应度、主体关系、供给绩效、供给方法和供给主体能力具有独特属性,具有公众消费需求导向、多维叠加流程、网络平台化组织技术手段、供给价值增值目标塑造和整体有机协同合作等特征,其治理生成效应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侧创新发展的整体性治理及协同机制、共同价值创造的价值链供给生态圈和差异化优势、公共物品供需匹配及无缝衔接的三重效应、效能和价值双重目标框架下的“三性”治理逻辑,可以通过利益协同、主体接点对接、需求管理及整体激励等策略实现对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的长效驱动。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现状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是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建设的发展趋势。基于五省市626份社区样本实地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现状及影响主体间有效协同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是多元主体在供需匹配性、效率性、合作性等方面问题凸显。回归分析显示,业务流程关系、信息沟通反馈、主体间的互信程度对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身利益关注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研究

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提出通过多元化主体协同供给实现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但不同供给主体利益诉求状态直接影响协同供给能力和水平.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中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私营机构和社区组织等,针对不同利益主体设计相应的利益诉求指标,对津豫鄂桂四省城市社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对单一主体利益诉求的重要性排序分析和不同主体间利益诉求的方差分析,发现主要利益相关者自利倾向明显、利他意识缺乏,利益诉求偏差成为影响主体间合作协同的重要障碍.为缓解主体间利益冲突,提升公共物品协同供给效率,应从加强政府与市场合作生产、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公共物品评估指标体系、优化利益表达渠道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动态博弈分析——一个基层政府、居民和物业企业逻辑

为解决商品房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困境,达到提高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效率的目的,以商品房社区的居民、物业企业和政府为研究的供给主体,以物业服务为研究对象,分析动态博弈框架下各参与方的关系、行为和收益,构建三者之间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动态博弈模型.结论是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既有居民自身原因,又有居民和物业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缺乏监督引导等原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模式研究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非常重要。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观念落后、供给机制不科学、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组成网络化供给主体,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     

农村社区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

为探讨居民自主供给对完善现行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作用,通过调研收集资料和数据,建构博弈模型,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社区公共物品居民自主供给机制形成的内在机理。分析认为,引入社会资本,将多次的孤立博弈转化为一个关联的重复博弈,促使居民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和参与居民的最优规模。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农村社区多元化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包含发现需求、资金筹集、激励、决策和组织、排他设置和公平等方面。案例分析表明,社区组织、农户及私人都可以成功提供社区公共物品,每个主体供给机制不同,在公共物品供给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不同的。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协同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策略

在国内外携手抗疫的大背景下,危机防控既被视为医疗健康问题,又被看作是科学问题。由于公共卫生危机防控工作的棘手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科学共同体的协同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体系中科学共同体缺乏对分布式力量的集聚,共同体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共同体构成要素之间缺乏交互共享。中国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应该秉承协同治理理念,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着力推进跨共同体之间、科研主体之间以及学科体系之间的整合,依托跨学科、跨层级、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攻关行动,致力打造协同共生的科学共同体。     

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和谐社区的构建

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对于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是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必须得到有效解决。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区自主供给,现阶段应该大力培育社区自主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由政府供给的主导地位逐步向社区自主供给的主导地位转变。     

从“一元单向分段”到“多元网络协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突显现行“一元单向分段”监管机制之弊端。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深入访谈、文献梳理等方法,对现行监管机制进行解构。研究发现:虽然消费者参与监管的意愿高、主动性强,但由于现行一元体制下的多头混治、政府规制架构下的单向一维、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分段监管等弊端客观存在,使得监管绩效不佳,必须完善监管机制,实现政策与价值的耦合:在主体设计方面,由现行“政府一元体制内的多头混治”转变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共治”;在组织架构设计方面,以信任机制、协调机制的设计和培育实现“网络多维”对“单向一维”的替代;在运行机制设计方面,以协同整合机制、危机预警机制、公共决策机制的健全、完善及优化实现“协同治理”对“分段监管”的替代。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