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当代与经验：“公共阐释论”的方法论视域

方法论问题被视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而以历史、当代、经验为主要方法论元素的中国阐释论当代建构的方法论视域,贯穿于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十年理论进程。在坚持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的前提下强调方法论优先/方法论为重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策略,已然确立了中西方当代阐释既相互通约、又各有侧重的阐释学范式。随着围绕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等展开的探讨的深入,这个当代中国的阐释学范式正在逐步开启中国阐释学的历史视野。     

论本体阐释的“公共性”与公共阐释的“本体性”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阐释学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上提出的一种哲学阐释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的"公共性"特征为公共阐释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为根基以及对确定的认知真理性的追求则弥补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在解决阐释结果确定性问题上的不足。本文认为,公共阐释论亦属于本体论阐释学范畴,其"本体性"主要体现在阐释的生成性、整体性、真理性特质。建立公共阐释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必要性。     

公共阐释论与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

公共阐释论强调阐释是公共的,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是公共空间中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公共阐释论提出了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在西方阐释学传统、中国阐释学发展的理论坐标上考量公共阐释论,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阐释论的理论探究。公共阐释论提出的理论观念如何更切实地成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公共阐释论提出的如何坚持阐释自觉,提升阐释水准等问题,还需要学界不断地挖掘与促进。     

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的辩证统一——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中的“阐释逻辑”

长期以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阐释学占据着我国阐释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意大利哲学家埃米利奥·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较少受到重视。其实,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理论在西方阐释学史上地位重要,它与本体论阐释学共同构成当代西方阐释学全貌。在贝蒂的代表性著作《阐释的一般理论》中,他将"价值"作为其整个阐释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由此进而将客观性区分"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指出阐释活动是通过"意义形式"为中介,追求"理念客观性"的辩证性与公共性过程。从"阐释逻辑"所要求建立的确定性、开放性、收敛性、可接受性等立场出发,对贝蒂阐释学理论基础部分的若干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并借鉴其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丰富和发展"阐释逻辑"本身以及推动中国阐释学思想体系构建都具有启发意义。     

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

把中国古代论资源与西方理论模式完美地结合为有“特色”的中国当代论,是学理论界关于“建设”话题多番讨论后的共识。本认为“建设”的前提是对当代论本体论的追问和方法论的定位,当代论必须回到中国特定的化语境中,回到学事实中,从对学的感性理解和理论阐释中获得逻辑体系、思想能力和学术品位,还原学理论的人主义本质,使当代论真正实现其研究学的理论意义。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公共阐释之三种理论走向反思

创建自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避开“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强制阐释”迫使“理论”疏离“文学”,以及它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弊病,为推行“公共阐释”开辟了逆向道路。“阐释”活动中的内层、中层与外层之间,及其各层图式能达到的中介性要求,保证了该活动的“公共”品格。“公共阐释”理论资源的汲取应立足于“中国经验”走中西融合之路。西方阐释学建立的初衷,是不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是以赫尔墨斯的行动为典范;诸机能与各话语的一致性,是促成“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宋儒朱熹要求“以书观书”、陆九渊提出“我注六经”等,以及今人王元化、余英时、刘再复等的相关言述,同样能筑牢“公共阐释”的理论地基。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双轨与多维

本文借鉴库恩“科学范式”理论，揭示我国古代文本阐释的诸种形态，并根据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思路，分析“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主体文本阐释范式的理性特征，进而肯认古代文本阐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文学意义的审美阐释

本文从海德格尔创立的存在哲学介入,在充分展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的本体论转换的影响的基础上,以文本意义与理解事件概念为中心,探究作为当代中西文学评论核心理念的"意义生成"问题的缘起、特质和本体论意义,阐发了文学解释学的本真蕴涵及其根本观念,意在展示出当代解释学与文学评论以及当下生活的密切关系,以达到对人文和精神科学的全新理解和把握。文学解释学视域中对意义的追寻和探求,涵盖三个层面:一是文学解释学的理论蕴涵和发生语境;二是文学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语境,彰显文学意义阐释的本体存在之维;三是文学审美意义观的追索与建构,进而勾勒出由文本"方法论"转向意义"本体论"的历程。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响

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是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主要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构主义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在场"思想,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的"尚质"文艺观的回应。在继承以往有关"在场"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场主义散文理念代表人物也有所批判和发展,并赋予了"文学在场"以一定的新的内涵。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主要体现在其核心概念"四非"说和"五性"说上。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僵化的散文观的消解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坚守文学的意义、真理和社会意义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精神。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及其散文理念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对扭转当下文坛的一些浮泛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论法律解释的范式转化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而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而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斯塔罗宾斯基:批评的轨迹与阐释的循环

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尊重传统,力求创新,在新旧两种批评的攻讦和交汇中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冶文学、哲学、史学、自然科学(医学)于一炉,形成一种独特的阐释风格。他把批评看作"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的往返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行程,由这种行程所形成的"批评的轨迹"是他最喜欢的概念:批评的轨迹展开于(通过同情)接受一切和(通过理解)确定一切之间。批评的轨迹包含了"阐释的循环"的概念,这种循环是双重的同时的、并存的:一个是以阐释为中介的从客体(文本)到客体(批评文本)再回到客体(文本)的运动,此为德国人所说的阐释的循环,是客观的循环;一个是经由文本的从主体(批评主体)到主体(作品主体)再回到主体(批评主体)的运动,此为主观的循环,这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一大创新。     

对汉语语境中Hermeneutics的哲学考察

Hermeneutics 一词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绝非仅仅意谓着一套理解与解释文本的技艺,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本体论的诉求。通过考察 Hermeneutic 在国内的译法,及其与中国传统的相契合之处;考察该词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含义。我们发现,Hermeneutics 更多指向的是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国内用诠释学来译 Hermeneutics 一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更多的契合之处,也更能体现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统一的特性。     

从互文到互文性——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之演进

互文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参互见义的修辞手法,互文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的重要术语。二者虽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但它们对于文本的阐释策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从“互文”到“互文性”的演进,反映了人们的阐释视野日渐开阔,并进一步认识到文本意义的本源不仅仅在于自身,还取决于他者对自身的映射。这种阐释观念的演进是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在文本意义产生问题上对于自我中心的突破。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解释冲突的公断(Ⅱ)——前进的解释与回溯的解释之辩

在当代诠释学领域中,各种诠释学理论相互冲突,前进的解释与回溯的解释之间的冲突就是其中之一。利科以其独特的视角对黑格尔与弗洛伊德所主张的不同解释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前进的解释与回溯的解释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公断,解答了解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