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理性化官僚制救治的路径选择

“建立和维持一个顺乎民意而负责的官僚机构,是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或落后社会———的难题之一”①。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存在方式、基本特征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阐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内涵,揭示了理性官僚制的固有悖论,并提出了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的相应措施。     

韦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新演变（上）

韦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新演变（上）朱国云一、解决官僚制结构内在矛盾的种种尝试针对韦伯官僚组织理论的矛盾，古尔德纳对官僚制进行了研究。阿尔文·古尔德纳（ＡｌｖｉｎＷ．Ｇｏｕｌｄｎｅｒ）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曾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上海和香港中层管理者工作伦理的比较

工作伦理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韦伯的著作中。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A·Levin认为"这种伦理被定义为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基于历史的审视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包括四个有机关联的组成部分,它以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为对话平台,以对组织理性的检讨为逻辑起点,以对组织目标被个体利益虚化的观察为逻辑进程,以对官僚制伦理背叛和僭越民主价值的反思为逻辑归宿。从学科研究来看,官僚制反思和批判的演化是行政学学科成长和成熟的典型缩影;就行政实践而言,反思官僚制的深化和推进又是特定社会背景和文化风貌塑造的产物。     

"怨恨"的社会为什么有"未来"?——舍勒《三论资本主义精神之问题》的伦理思考

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它的起源、产生、结构和生命力等问题.对于它的起源和产生,学术界最广为人知的学说是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来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但实际上比韦伯更早的是韦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桑巴特对此问题进行的独特的思考和解答.随后同样作为知识社会学创始人的马克斯·舍勒作为现象学的第二号人物,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资产者类型的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精神的爱恨秩序、性情结构以及这种精神的生命力与资本主义未来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解答,构成了一战前后思想界关于现代性问题之思想的三驾马车.本文主要以舍勒的<三论资本主义精神之问题>为文本依据,对舍勒关于这一问题以及他对于桑巴特和韦伯思想的梳理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和思考.     

"韦伯命题"的旨趣及启示

"韦伯命题"集中探讨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将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其次,"预定论"思想排除了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实现了教徒从改变自我到改变世界的转向;第三,"世俗禁欲主义"则将创造财富视作获得赎救的最好的手段,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韦伯命题"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其理论阐释并不具有欧洲文化霸权的价值取向."韦伯命题"基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侧重于分析曾经支撑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体系,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命题,新儒家结合中国问题在对"韦伯命题"的回应中,存在着对其理论的牵强比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套用韦伯的理论,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创造.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马克斯·韦伯曾打算研究所有主要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印度(印度教与佛教),中国(儒教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结构模式,通过它可以将一种宗教取向与其他宗教取向相比较,同时可以使之与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实在联系起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一个较小的主题开始研究,即信仰清教的中产阶级内在良心的产生是其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又研究了印度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Rockefeller Benevolence: The Religious Impulse in American Philanthropy

This paper is an application of Max Weber's thesis about the "elective affinity" between Protestant religious impulses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nd rationalization of benevolence.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organized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D. Rockefeller, the paper presents the power of the religious motive in Rockefeller's commitment to philanthropy, especially towards support for scientific university based research in medicine. Presenting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paper argues against those who see U.S. philanthropists as giving out of guilt or for selfish motivation, and those who critiqu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s producers and reproducers of cultural hegemony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在我们这个似乎已实现了“价值自由”的时代,马克斯·韦伯很少被人视为一位伦理教育者。本文尝试从韦伯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以其关于学术与政治之伦理意义的论述为重点,结合其书信和传记,来揭示韦伯思想中之伦理教育的面向。面对威廉二世时代的精神危机,韦伯力主社会科学虽具有抽象的观念性,但能够向人们揭示文明与历史中的超越性价值,并通过对其客观化实践的描述,令人们看到这些价值理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并产生复杂的变化与后果;由此,学术能够令人明确自身的价值立场及其实践后果,从而培养人的自我清明和求真务实的品质,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朴实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韦伯还告诫我们,要警惕主观理想潜藏的暴力性,认清实践的复杂性和悖谬性,将信念与清醒的现实责任感结合起来。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理性观反思

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