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1923年9月,上海大学团支部成立,迅速成为校园内外非常活跃的青年学生力量。上海大学团组织是当时上海地区青年团中最突出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思想,注重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走向基层,走上街头,联系群众,动员工人,冲锋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尤其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团员青年多人流血、被捕、牺牲。由于团组织的出色表现,上海大学成为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和许多活动的策源地,使许多青年人才紧紧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的周围,同时也锻炼和成就了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一大批党团核心和英雄人物“。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卓有成效,青年团作出了独特贡献。上海大学团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时代氛围,离不开其所在“红色学府”的熏陶,它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办学要求。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大学团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瞿秋白与上海大学

1923年瞿秋白曾任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社会学系主任.他与邓中夏一起为上大制定了办学方针,设置了院系,革新了教学内容和方法,开启了马列主义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使社会科学的教育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紧密结合.他在上大的教学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党的教育思想,而且为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论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

1922年,国民党人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促成于右任出任校长,组成了以国民党要人为主的校董会与评议会,1924年定为党办大学。国民党注重学校的党组织建设及对学校的政治、组织领导,强化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给办学经费。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发展,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1936年,国民党借认定上大学生学籍之际,再次强调关闭上大的合法性,重申上大是党立与国立之学府,这是国共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产物。国民党在制造上大短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赖世璜年表（1889—1927）

赖世璜（1889～1927）,字肇周,江西石城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官至国民革命军第14军军长。     

谢远定与南京早期团组织

学生运动领袖谢远定，号伯平，1899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贫寒农家。1920年至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东南大学）学习。是南京城内第一任共产党小组长、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     

内部的酝酿: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之原因

一直以来,青年在马来西亚佛教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在弘法、文化、慈善、培训等方面,马来西亚佛教都有青年的踪迹.独立前的各种准备,尤其从“民间佛教”进展至“知识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的基石.之后,佛教界对青年的重视、佛教团体的大量成立、佛教领袖的付出等原因,让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从萌芽到发展.最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的成立,让此项宗教运动达到一个巅峰.本文探讨了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的内部原因.     

党外进步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探析（1919—1927）

五四运动爆发后至大革命失败之间的近10年（1919—1927）,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高峰期之一,而党外进步报刊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学理性阐释,对工人运动、革命、阶级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中共政策相结合的宣传,对苏俄革命建设道路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趋势的介绍等。进步报刊以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研究、翻译、引介马克思主义,并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积极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舆论场和覆盖面。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中推进上海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对策与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和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教育国际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为我校开展国际化办学带来了可贵的机遇。从国家层面论述国际化办学的基础与模式,从学校层面阐明上海大学开展国际化办学的必要性、办学基础、可借鉴的几种模式以及国际化办学目标和对策。     

苏区实行邮政检查的原因探微（1927—1937）

在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地方政府、政治保卫局实行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各类邮件、包裹进行了必要的邮政检查。主要原因有四方面：一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为保卫根据地作好必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准备;二是为了搜集地方情报,肃清根据地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分子;三是为了加强对白区的政治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中国工衣红军、苏维埃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四是为了反制敌人的邮政检查。     

国民党民众运动政策与中央训练机构的演变（1927—193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民众运动——反北伐时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变为极力控制,民众运动被视为中共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手段,国民党当局在中央机构层面数次组建与民众运动相关部门以便对民众运动进行控制,在1927-1938年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也随着局势变化而变化。     

权义契合与秩序转进:高教管理领域法权冲突及其完善

权利文化是构建高校制度体系和实现权利保障的理论形态,权利时代背景下重视和保障权利问题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在高教管理体制变革新形势下,高教管理领域法权冲突体现为一种特定的法律现象和权利义务均衡关系,学生主体权利保障已成为法权关系矫治的主要问题,在以权利为本位基础上,最终解决主体权利多元化冲突的实质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维度:一是以权利文化构建权利实现的法治基础与制度体系;二是以法定权利强化公权规范体系建设与法权保护;三是以法权逻辑创设学生私权维护与救济体系。     

农地产权的制度困境及法治保障

农地产权是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基础权利。农地产权不仅是正确界定农民和国家产权利益的关键,也是促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权利基础和保障。实践中农地产权存在主体不明确、权能缺失以及流转欠规范等现象。保障农地产权,不仅应明确界定其性质和主体,而且应实行按份共有;不仅应扩大农地抵押权,而且更要有效规范农地产权流转,实现有序流转。     

媒体专业主义的困境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凯利事件”背后的媒体权威与法律权威

“凯利事件”所引发的英国政府与公共服务广播BBC的对峙 ,导致BBC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理念都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BBC所引以为豪、并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中立、客观、独立”的原则在层层盘问、质询之下显示出其脆弱、矛盾的理念基础。本文将借“凯利事件”逐个分析“中立、客观、独立”这些通常不被置疑的媒体专业主义元叙事背后的历史、话语、权力的构建因素 ,解构其普遍主义的神话。本文认为 ,媒体专业主义所规定的原则只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导社会机构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意 ,在极端事件的参照中便显示出其本体论合法性的危机。法律的介入使得危机得以暂时平复 ,并且恢复了现存秩序。但它并没有 ,实际上也无法解决现存秩序所依据的合法性理念已经失去普遍性共识这一深层次的危机 ,只是借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搁置起来     

食物权的历史展开

食物权是人人享有的获得充分的食物的权利。该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反射性利益到概括式授权,再从困境到勃兴的漫长过程。食物权的提出不仅归因于全球粮食危机,也由于古代食物保障思想以及近代自然权利理论的浸淫和催生。食物权提出后并没有立即成为反饥饿公共论坛上的主要概念,这一现象与食物权的概括性授权与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存在的缺陷有紧密联系。食物权的勃兴则主要归功于联合国相关机构对食物权的规范性阐释。随着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相信食物权会更加受到重视。     

基督教语境中普世人权的发轫——兼论西方学者的人权发生学观念

西方学者认为,追溯普世性人权的由来,中世纪罗马教皇和教会法学家是无法绕开的,特别是英诺森四世、亚历山大六世和西班牙教会法学家维多利亚的思想中含有普世人权的萌芽 .在西方文明基础上,构造自古希腊、中经中世纪、直到现代的普世人权谱系的合法性话语体系.西方的普世人权谱系,是现实关照下的思想史重构,是营造话语霸权的精湛的话语政治学艺术.     

西方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缘起及历史进程回眸

西方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中世纪的萌芽时期,14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形成时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实践和发展时期。二战以后,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从多方面展开,并在国际关系中产生很大影响。整个过程中,群星璀璨,新见迭出。尽管观点不一,都在人权思想的长河中激起涟漪,或多或少地投射在民众心中。     

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舆论形态变动不居,渐趋繁复。远古时期,舆论形态表现为简单的民意;至奴隶社会,古代先民逐渐摆脱神话传说的束缚,自觉寻求趋近理性的舆论途径以申述意愿,抒发情怀。至帝制时代,舆论的绝对专制性长期是社会舆论的主调,它通过严密的舆论管理制度将民间舆论逼入暗流,甚而妄加摧抑,但纵然如此,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民间舆论依然针对突发性、争议性、刺激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集体意见,形成一股与官方舆论有别甚至对抗的舆论势力。正因如此,即使在专制时代,略具"民主"色彩的社会舆论仍然发挥了监督行政、修正政令、规范道德、淳化风气、引领风尚等重要社会作用。     

和谐语境下农民发展权的法治保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尊重和保障农民发展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法律是农民发展权的根本保障。促进和谐农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发展权的保障。应当通过完善农民发展权保护的立法,加强农民发展权的行政保障与司法保障,建立农民维权组织来强化农民发展权的保障。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     

困境与张力：鲍曼后现代语境下的道德之维

齐格蒙特·鲍曼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家之一。鲍曼以批判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的伦理困境,揭示出理性的普遍实践恰恰造成了非理性的伦理后果;并从后现代视角对道德现象进行了展望,进而提出构建一种体现"道德向个人回归"的后现代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