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1923年9月，上海大学团支部成立，迅速成为校园内外非常活跃的青年学生力量。上海大学团组织是当时上海地区青年团中最突出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思想，注重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走向基层，走上街头，联系群众，动员工人，冲锋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尤其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团员青年多人流血、被捕、牺牲。由于团组织的出色表现，上海大学成为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和许多活动的策源地，使许多青年人才紧紧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的周围，同时也锻炼和成就了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一大批党团核心和英雄人物。“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卓有成效，青年团作出了独特贡献。上海大学团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时代氛围，离不开其所在“红色学府”的熏陶，它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办学要求。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大学团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浅谈团组织名称的历史演变

在团的 80年的历史中 ,青年团曾经经历了两次“创建”、两次“改名”、一次“改造”。因此 ,团组织的名称也就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救国青年团体——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演变过程。     

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的贡献

1922年5月至1924年11月，阮啸仙担任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在两年半时间里．阮啸仙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工作，努力增强青年团的战斗力，使团员和青年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保证了大革命时期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阮啸仙尝试着把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为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重庆青年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青年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和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给青年运动指出了斗争的方向.他把青年运动作为抗战的支柱,用“任重道远”这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革命青年的历史责任,号召青年“到军队中去”、“到抗日救亡最需要的地方去”,勉励青年“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同时他把青年、学生工作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重点之一,每到关键时刻,都给重庆青年运动以明确的指示.为了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新华日报》开辟了《青年生活》专栏;南方局青委主办了《战时青年》,指导和关心青年的斗争和生活.     

李硕勋同志在海南壮烈牺牲的前后

李硕勋同志是四川省庆符县(现称高县)庆符镇人,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诞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少年时代,他在庆符、宜宾、成都读书,一九二一年秋参加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到北京弘达学院学习,翌年冬转到黄浦江畔,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九二四年,他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翌年七月,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会长,在全国大力开展青年学生运动,成为我国青年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一九二六年秋,他先后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同年冬,他任国民革命军     

青年要努力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学习《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体会

在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重温《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更加激起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无限爱戴。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为指导青年革命撰写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五四运动》等光辉著作。全国解放后召开的每一次青年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他老人家都亲自出席,多次亲切接见到会代表,并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又先后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他老人家对青年一代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永远激励着广大青年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本文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的谈话。它总结了建     

高校团组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析

青年大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群体，高校团组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团日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学生骨干培养、推优入党和新媒体运用等是团组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早期青年团组织活动暂时停滞的原因及现实启示

五四运动为早期青年团组织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组织和人才的准备。初创的各地青年团组织由于受到缺乏统一领导、组织成分混杂、思想信仰分歧等因素的影响,在1921年5月前后出现了活动暂时停滞的现象。早期青年团组织活动的暂时停滞,是团组织自身探索发展的必然历程,它为青年团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也为青年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步入新时代,要汲取青年团创建初期的经验教训,加强共青团组织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     

西北工业大学 十五建设成果辉煌

共青团工作五年来，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我校团委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紧密结合学生成长成才、就业创业的迫切需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共青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吸引力，极大促进了校风、学风建设，受到了广大团员青年的一致好评，2001年5月，校团委被团省委授予“陕西省五四红旗团委标兵”；2002年5月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思想政治教育和团组织建设多年来，我校各级团组织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团员青年，广泛开展团的先进性教育，开办团校，有…     

试论当前高校共青团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青年大学生对高校共青团组织是认同的,其开展的活动得到了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团组织有较强的吸引力,团组织的服务水平逐步提高。但与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和大学生发展需求相比,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团组织的服务功能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着重探讨在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组织建设与管理的问题,寻求高校共青团建设与管理的有效途径,推动高校共青团发展,提高其服务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

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是WTO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加入WTO意味着海运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给国内海运企业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国际大市场和WTO接轨,我国海运业相关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若干方面亟待完善。     

试论海事强制令法律制度的完善

海事强制令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所特有的法律制度,随着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和不完善也随之显现。文章结合海事司法实践,并分析海事强制令现行规定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包括明确独立属性、细化适用条件、完善复议制度和建立听证制度等。     

国际航运竞争形态的转变及其法律规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航运的竞争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航运企业进行合作以应对竞争的方式也跟随变化,存在一百多年的班轮公会体制开始发生动摇,航运联营组织逐渐兴起,成为当今各大航运企业合作的主要形式.这种变化促进了航运市场的自由竞争,但并不意味着联营组织不具有反竞争效果,仍然有必要完善相应的国内竞争立法并进行国际协调,以规范其竞争行为.     

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防治的国际性法律框架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对海洋环境并不太关注。随着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逐渐认识到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人类健康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为了保护跨国海域的海洋环境免遭陆源污染,自际社会不断尝试借助立法对其加以规制,调整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国际性法律框架因应而生。在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国际性法律框架中,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代表的国际法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视野中的极地问题研究

近年来,对于中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保障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海洋权益的法律定义、我国管辖范围内海洋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我国和周边国家海域划界及岛屿归属相关法律问题等领域。但是从总体上讲,过于偏重于我国的既有权益和有争议权益,对于海洋事务新兴领域关注不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极地法律问题研究。在这些领域,很多理论问题有待明晰,各国相关权益均属待定状态,中国在法律及其他海洋事务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今后以极地问题为代表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权益的界定与拓展应当成为我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海商法下港口经营人的法律地位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法学理论、案例和立法例的研究,分析港口经营人的法律地位。明确提出在我国《海商法》体制下,除传统的喜马拉雅条款的内容外,港口经营人应属于实际承运人的范畴。     

中国海洋意识发展反思

海洋意识包含"重商、冒险和进取、开放和多元"三要素。以闽南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意识和海洋发展,在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但在大陆文化主导的明清政权压制下,中国的海洋意识和海洋发展中途夭折,未能促使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期西方的海洋意识则引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海洋意识不仅是关注海洋的物质利益,也蕴含"平等、多元、宽容"的内涵以及由此孕育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立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洋强国便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继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传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没有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近代中国在海洋上的衰落,就谈不上当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复兴。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明史是现代化倒逼出来的历史问题,客观与准确界定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支撑。     

普遍管辖权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海洋执法部门遇到了以“多尔戈夫”号轮案为代表的外国IUU渔船案件。这些渔船及其非法捕捞行为，与我国缺乏实际联系，执法部门只能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对其行使管辖并予以处罚。由于缺乏对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我国国内法在法律适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法律挑战。传统的普遍管辖权理论，无法适应打击IUU行为的现实需要。我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了普遍管辖权保护的客体是共同体法益，建构了全新的义务观，将尊重船旗国主权作为普遍管辖权的重要限制，从而完成了普遍管辖权的法理嬗变。与此同时，我们不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建构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遍管辖制度，并为我国相关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铺平道路，提供全新的国际法理论支撑和具体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