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万·金的《骆驼祥子》英译本看译者的文化身份和职责

伊万·金的《骆驼祥子》英译本Rickshaw Boy使老舍的作品真正走向世界,但该译本因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写而颇受争议。译者伊万·金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在其译本中既保留了较多的源语文化异质,亦有译者本土文化的移植,体现了文化的杂合性。翻译中的文化互渗、文本形象的构建等受制于权力的影响,但是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也承担着自己的职责。译者对源语文化心理的正确感知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     

基于功能翻译理论谈广告翻译的制约因素

从广告文本类型翻译的目的性着手,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基点,尝试从的语接受者的文化环境、宗教背景,的语接受者认同的广告文本类型的语言交际习惯和规约特征,的语接受者的认知环境和审美心理等方面探讨制约广告翻译成功的诸因素。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翻译规范视域下的《论语》英译——以刘殿爵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理论肇始于利维和霍姆斯,发展于图里,集大成于切斯特曼。该理论以文化模因为切入点,涉及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覆盖翻译过程的所有阶段,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职业道德紧密联系,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借助翻译规范,可以窥探刘殿爵《论语》英译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该译本承载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规范因子,使得本身加载的时代文化模因更加深刻。译本语言文字的整体感和细节处都是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但传递的信息却是中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刘殿爵的翻译给人们的启示是,翻译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种种期待,文化内容的移植需要引发目的语读者的心灵共鸣。     

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

All Men Are Brothers 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唯一译作,也是《水浒传》的首个英文全译本,历来因其对源语语言与文化特质的尊重和尽可能保留而遭受非议。而大部分批评者不是断章取义地横加指责,就是站在强调目的语文化及其价值观立场上,忽视了相异文化间的开放性和可融合性。考虑到赛珍珠希望忠实再现汉语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初衷,并将其译本与其他两个重要译本加以比较,我们可以肯定,赛珍珠的翻译实践反映了她向西方展现和阐释真实的东方的努力,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价值。诚如尼采所言,翻译是一种征服。而这种征服应是双向的、互相的,而非单向的支配与控制。在当前的后殖民语境下,《水浒传》赛珍珠译本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鉴于翻译所涉及的原著文本的特殊文化价值,尤其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展开明显的力量悬殊的较量,赛珍珠作为一名来自西方阵营的译者对西方文化进行自觉反叛的勇气与卓识,值得我们肯定和深入研究。     

文化解读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自英国作家兰姆姐弟改写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是萧乾重要的翻译作品之一,对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居功至伟.从历史描写的角度考察这部译作,可以解读其从产生、出版、接受到参与目标文化建构的"生命历程".首先,产生于政治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的萧译本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文化语境与集体误读的诗学决定了其翻译选材与翻译动机;其次,通过原文、译文与莎剧经典译本之间的文本比读,发现萧乾"归化"的翻译策略是借鉴朱生豪等名家经典译本的变通策略,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等外部因素的操控,又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最后,萧译本自出版以来不断重印和再版,出版的形式日趋多元化,在目标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构建中扮演了诸多重要的角色,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与影响.简言之,通过文化解忖读,可以看出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等内外部因素对萧译本的产生和接受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和翻译文本信息等方面的选择,而且,译本作为原作的"生命的延续",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反响乃至文化建构功用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决定和制约.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比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陌生化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翻译的审美客体的异域性及杂合性能给审美接受者以新奇的审美享受,赋予文学翻译的陌生化特征。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意味着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保留即异域化、将陌生化的手段保留或将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平行文本的诗学特征杂合即杂合化,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产生新奇感。它包括翻译选目陌生化和翻译语言文化的陌生化,是翻译审美和翻译伦理的要求,其本质特征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特别是审美接受者的期待规范,造成陌生化效果。     

《红楼梦》两英译本死亡委婉语翻译的文化比较

从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视角,结合具体译例对《红楼梦》两英译本死亡委婉语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比较与评判,可以看出霍译本比杨译本更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尽量重构原文的委婉色彩。就形式而言,杨译本霍译本都与原文有所偏离;但在内容上,霍译本比杨译本更忠实于原文,原因在于霍译本更注重保留原文中死亡委婉语的内涵与特色,在忠实反映原文的信息功能的同时,也注意重构原文的美学功能。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从《红楼梦》中《晚韶华》一曲的两译本比较看翻译的策略

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译者的翻译策略,受其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影响,并继而影响了翻译最终的结果。对《红楼梦》十二支曲中《晚韶华》一曲两译本的分析表明,从英语读者的角度看,杨宪益夫妇的译本采用了异化策略,即忠实于源语文化的行为模式和表达方式,霍克斯的译本则采用了贴近目的语的归化策略。异化对于源语文化而言固然忠实,但对译文读者而言,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归化对读者而言易于理解,却狭窄了他们的视野,所以应将两种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更有利于意义的传达和文化的交流。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应用研究——以《荷塘月色》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文章选取朱自清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分别来自中国译者、西方译者和中西合作译者的三个译本为语料,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Simple Concordance Program 4.0和Textanz,从译本中的词汇变化量、句子长度、可读性,以及情感表现、比喻修辞翻译等方面入手,对三个译本的文体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三个译本在词汇层面都是低密度文本,句子都在中句范围内,与原文质朴的语言风格吻合;但在情感词汇使用、比喻修辞翻译及可读性指数上,存在着一些区别。     

边疆诗词英译中的文化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在盛唐的诗苑里诗作颇多,独树一帜。历来学者探讨其精妙之处,对其翻译的文化价值却乏人问津。通过对比原诗与其翻译文本,分析译本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以期引起更多有关诗词翻译的探讨,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汉英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重构——以《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翻译是以译语为媒介的异质文化沟通活动。优秀译本应能在译语读者中产生与源语读者对等的交际效果。文化的民族独有性导致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历史文化、风俗文化等文化语境因素出现差异,影响翻译顺利进行。通过分析《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探寻译者文化语境重构策略,指出翻译时可通过语篇重构、替代、释义、增益、删减、创译等方法,在译语文化接纳范围内重构文化语境,进而实现译本的读者认同与有效传播。     

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的对象和素材不断多元化。译本的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副文本是译者现身的平台，直接体现了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意识形态。同时，副文本为研究译本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产、接受和传播机制提供线索。对译本副文本的研究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并深化对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的认识。     

从文学翻译的交际功能看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的传递

文学作品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造成一定的翻译困难,却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为实现文学作品翻译的交际功能,令译入语读者同样能够理解文学原著的文化内涵和原文的形美意美,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文化关联、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去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交际功能的基础上创作出文化翻译意义上的成功译本。     

汉语古诗词离别文化英译初探

离愁历来都是中国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这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翻译则是以口语或笔语的形式用听众或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转达出发语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之间建立某种等同,因此翻译并非语言本身客观僵硬的再现,而是在译者参与下受社会文化语言影响的再创造。所以在古诗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传译便也成了诗歌形式及内容传译之外的又一重要使命。文章结合汉语及英语语言特点,以中西方翻译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中国离别文化在古诗词英译过程中的传递。     

翻译与时间

本文从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视角 ,在对翻译与时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共时翻译和延时翻译理念 ,并根据这对理念探讨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演进过程、翻译指导思想、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读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由于文化误读 ,中国和西方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经由延时翻译输入对方文化的。延时翻译不仅在原著和译作之间产生较大的时间差 ,还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时代错觉 ,使译作在目标语文化里的接受、影响和审美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     

翻译与时间

本文从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在对翻译与时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共时翻译和延时翻译理念,并根据这对理念探讨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演进过程、翻译指导思想、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读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由于文化误读,中国和西方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经由延时翻译输入对方文化的。延时翻译不仅在原著和译作之间产生较大的时间差,还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时代错觉,使译作在目标语文化里的接受、影响和审美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