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区房价收入比研究

房价收入比是房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它是衡量某个地区房价高低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由于受经济发达程度、居民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优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房价收入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呈现出东、中、西部由高向低梯次排列的顺序。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国房价收入比出现窄幅下降,直到2009年第二季度才略有回升。目前,有些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畸高,房价远远超出了当地一般居民收入可承受的能力,对此应予以重视并实施有效监测,以使房价收入比尽早实现合理回归。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和食品保障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食品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农村人口食品消费的平均水平,缺乏充分的食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食品消费水平低的直接原因是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少。居住偏远,家庭劳动力少、负担重,家庭有慢性病人,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素质差,缺乏生产技术、就业领域狭窄等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共性特征。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保障性住房问题研究

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矫正市场失灵、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要举措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已经步入制度化轨道,形成了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限价房在内的不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仍存在着性质不清晰、供给主体单一、竞争机制缺乏等突出问题,从根源上来看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过分依赖政府力量,而未能发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后果。本文认为应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注重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有效合作,借鉴国外“市场——救助”“市场——福利”和政府有限管制等典型模式的经验,从供给层次、监管机制、融资渠道等方面全面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体系,实现住房保障体系的有效供给和优化配置。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政策性担保与制度构建

政府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担保是政府对住房和住房金融市场进行间接干预和调节、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房权利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以政府信用增强、补充和提升中低收入者的信用,改善和调节住房金融市场的交易条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向中低收入者发放高比例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政策性担保,应高度重视和防范住房市场本身的风险、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和贷款人的道德风险。     

基于住房“过滤”模型的住房福利政策的影响分析

住房“过滤”论近年来主要用于住房福利的研究,文章从我国目前的市场情况出发,建立住房三市场“过滤”模型,分析了“两限房”和经济适用房在处于低级市场并且被低收入者购买、处于中级市场被中级收入者购买等情况下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廉租房”实行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这两种情况下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并给出了结论和建议。     

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进城农民工住房需求问题的研究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居住空间是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对进城农民工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排斥。文章建议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将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外来低收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满足他们基本住房需求。不过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必将会使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更为突出,笔者认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要广开融资渠道。     

我国现行税制难以调节劳动供给的原因剖析

美国联邦税收体系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也称为工薪税)为主体,相对中性的不具备调控收入分配功能的流转税是我国税收的主体,我国现行税制难以履行财税的分配职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往往对于收入Y的效用评价过高,对于闲暇Lo-L的效用评价偏低,因此征收所得税影响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减缓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明显。目前,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居民工作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有意识地倡导和鼓励居民多消费一些闲暇。     

Income ine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24 European countries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hen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inequality, there is a low rate of participation. Two arguments are generally offered: First, inequality depresses participation because people from different status group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share common goals. Second, people may participate more in civic and social life when they have more resources. However, until now, these explanations have not been separated empirically. Using EU-SILC data for 24 European countries, we analyze how income inequality is related to civic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inequality manifest via resources at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level. However, independent of these resources, higher inequ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civic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inequality magn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participation. This finding is in line with the view that inter-individual processes explain why inequality diminishes participation.     

天津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路径分析

2006~2012年,天津市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并没有实现同步增长。原因在于: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民营企业欠发达;三是增收渠道单一。因此,应尽快制定天津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与实现措施,大幅提升天津市居民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加大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督导和考核力度。     

我国保障性住房管理现状与完善——以重庆市为例

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供应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品种不断创,保障对象不断多样化,需要各地改革完善保障性住房管理体制,在供应管理上需要注意保障群体的多元化、多层次特点,在需求管理上也要不断调整保障住房进入和退出的限制条件。重庆市保障性住房管理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管理机构尚不健全,机构力量薄弱,机构职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供应方式单一,且租金标准与中低收入者期望存在差距;保障对象扩大化影响到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准入和审核方式需进一步完善,退出监管困难。应尽快出台住房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管理机构职能,建立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保障性住房管理体制;采取多元化供应方式,根据住房经济支付能力确定租金,以实现科学合理的保障性住房供应;合理确定保障范围,严把进入关,实施有效的退出管理,以严格保障性住房需求管理。     

基础教育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随着就业市场教育水平门槛的逐渐提高,更多的家庭把大部分收入都投资于子女教育,这无疑有益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然而教育费用的飞涨使得中低收入家庭不堪负重,更把贫因家庭的子女逼入教育无保障的境地。因此需通过政府干预等政策来逐渐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