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官僚制理性精神及其对中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借鉴

作为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并包含着丰富的理性精神。但并不是至善至美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它存在的不足之处日益暴露出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不断受到人们的诟病,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运动更是把对官僚制的批判推上顶峰。然而,纵观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运动, 官僚制所包含的理性精神并不因为改革而被摈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它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

论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官僚制发育程度的不同,指出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不仅不能摈弃官僚制,而且还要为官僚制"补课".     

中国未来行政发展模式的选择一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

作为对传统行政特别是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已成为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主要模式。新公共管理的产生有其特殊原因,虽然我国可以吸取和借鉴其成功经验,但由于中西方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差距,决定了我们只能立足现实,以继续完善现代官僚制为首要任务,探索适合我国未来行政发展的新模式。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公共管理在批判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掀起了各国政府改革的浪潮,但新公共管理本身还存在很多缺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出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渗透到我国政府各项改革之中,而出于对新公共管理拓展的新公共服务,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相克还是相生——兼论中西方政府改革的方向和轨迹

当代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韦伯的官僚制体系与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公共管理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官僚制已经过时.事实上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并不矛盾,二者是相生并存的.目前我国还处于官僚化不足的工业化时代,借鉴新公共管理和完善官僚制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双重任务.     

中国行政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抉择

随着中国在WTO圈子内时间越长，中国行政改革更加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当前行政生态还处在呼唤理性官僚时代，另一方面，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新一轮公共改革示范效应冲击。在此背景下，理性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这个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是理性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比、相克不容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互补融和、相生并存的关系。这样，在中国这个具体语境里，行政改革的抉择就是：重塑官僚制为主；借鉴新公共管理为辅。     

中国行政改革借鉴西方行政理论的约束性分析——兼论现阶段中国行政改革策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威尔逊-韦伯式官僚体制弊端的显露,西方政府启动了新一轮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运动,西方新理论、新工具层出不穷。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迫切需要政府开启新的行政管理改革。但面对未建成的韦伯式公务员制度、古代官文化、政府辅佐下的市场体系、法治文化尚待建立、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情况,西方新理论、新工具的使用必须以中国现实为依据,在发展和改造中开展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中美公务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1883年《彭德尔顿法》颁布后,美国文官制度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也开始增长和泛滥,目前,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任务不再是完善官僚制度,而是要消除官僚制度的弊端。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时间短,各项法律和措施运行得不系统、不完善,所以,中国的文官制度仍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继续改革、完善和发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英国、美国与南非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国家先后进行了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英国、美国和南非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个典型国家。当前,中国正在着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有助于缩小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改进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借鉴通用评估框架,从改革背景、改革参与者、伙伴关系、改革手段、服务标准、改革成就6个维度对英国、美国和南非的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三国的改革经验为借鉴,中国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章立制,奖惩分明;政府公开,社会参与;重视基层,综合培养;细化标准,具体明确;完善监督,前后兼顾。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波兰模式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之一,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人民币汇率制度也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文章之所以选择波兰的汇率制度改革进行分析研究,是因为波兰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波兰的汇率制度改革也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波兰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状况与中国十分相似。波兰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遇到或同样面临着,所以,通过剖析波兰汇率制度改革的历程,总结转型国家汇率制度变迁中的历史经验,以期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中韩行政革新的路径选择比较

行政革新是现代各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和韩国都在持续地开展一系列的行政革新运行。然而,就路径选择而言,两国却截然不同。“立法推动”成为韩国行政革新的重要推进机制,中国行政革新的实践则主要是以政策推动的方式完成的,此类政策虽然能够取得近似行政组织法的地位,但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和多变性的不利方面。借鉴韩国等国家的经验,中国未来的宏观改革有待实现从政策之治向法治之治的转变。     

韦伯的科层制及其在现代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变革

目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需要。科层制曾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经典组织模式,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弊端在各国的行政实践中日益显现。从分析韦伯的科层制及其优点、缺点入手,进而分析科层制在现代中国行政发展中的困境,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对中国行政改革提出建议和政策思考。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

从哲学的、伦理的谱系来认知公共性,挖掘出确立于公共性最深层次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使新公共服务理论获得了超越传统官僚制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耀眼光辉。我国的行政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范式为镜鉴,也已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于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兴起正是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之应然逻辑与实然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