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保护与国家契约问题

中国急速成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从维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及投资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国家契约的立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国家契约与中国海外投资中的国家契约状况;第二,国家契约与卡尔沃主义;第三,国家契约的国有化风险;第四,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最后,就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家契约问题提出具体的结论和建议.     

数据的投资适格性及中国因应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引领了未来跨国投资的趋势。对于数字经济企业而言,数据能否成为适格投资而受到国际投资协定保护,是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已受理了绝大多数投资争端案件,是未来处理数据投资争端的重要平台。仲裁庭审查数据投资适格性时,应综合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定义和ICSID仲裁实践中发展出的投资客观标准。中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应积极应对将来的数据投资争端。为此,中国应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修订和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并进一步明确投资应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平衡东道国数据规制权和促进数据投资自由便利之间的关系。     

结合BITs缔结实践谈中国在WTO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应有立场

双边协定缔结和实施实践中所暴露出的大量问题昭示依靠双边协定的办法无法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统一和规范的调整,国际投资关系必将进入由多边投资协定统一调整的新阶段,而WTO因为其在成员数量、组织机构和争端解决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谈判缔结多边投资协定的最佳平台。本文拟着力分析在WTO平台上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时,中国应该如何结合本国的国情、维护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崛起过程中的海外利益维护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和平崛起道路的启程,中国企业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也越发突出。维护海外利益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本文试图为我国在实现伟大复兴时期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提供一些建议。通过分析我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现状,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遵循国际法、健全国内法、建立投资风险保险制度、增强与利益相关国家的军事互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交流是我国维护海外利益、确保和平崛起的重要策略。     

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劳工标准的衔接机制

如何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和整合劳工标准等非投资利益,是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投资协定与劳工标准的适当衔接,有助于平衡投资利益与劳工利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有国际投资协定中与劳工标准挂钩的条款仍存在结构性缺陷：在实体规则方面,主要侧重对东道国减损劳工标准行为的规制,忽视了对东道国劳工政策空间的保障;在履行机制方面,投资者可通过投资仲裁机制挑战东道国劳工政策,而与劳工政策休戚相关的劳动者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权利。因此,有必要对投资协定与劳工标准的衔接路径进行系统性调整。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理应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为解决投资保护与劳工保护的失衡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全球投资治理下的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与中国对策

国际投资的双向流动缓释了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矛盾,美欧投资制度的趋同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影响减少了国际投资制度分歧,为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提供了驱动力,但南北国家投资保护理念仍有差异,加之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导致多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诸多障碍。基于对主要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文本分析可见,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投资准入、投资竞争、投资争议等条款。为减少谈判障碍,化解制度分歧,中国在推动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时,应选择能兼顾南北国家利益的谈判路径,以"共同发展"为导向,提供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能力、可以兼容南北国家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并能灵活应对南北国家制度分歧的谈判文本。     

关于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海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所占的份量增加,重要性在增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越来越关注本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的问题。中国追求海外利益沿着全球化的路径蔓延,对自身海外利益的关注正在不断的加强,海外经济利益现已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容。本文提出了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的一般性原则和对策。     

关于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海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所占的份量增加,重要性在增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越来越关注本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的问题.中国追求海外利益沿着全球化的路径蔓延.对自身海外利益的关注正在不断的加强,海外经济利益现已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容.本文提出了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的一般性原则和对策.     

投资者权利性质的解构与国际投资协定的革新

国际投资协定的特殊性在于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向缔约国以外的第三方———外国投资者授予待遇,并允许该第三方以自己的名义对所受损害寻求救济。在此背景下,学界就国际投资协定下投资者权利性质的认定形成派生权利说、程序赋权说及实体赋权说三种主张。以缔约国为本位的实体赋权说虽承认国际投资协定赋予投资者实体性及程序性权利,但主张对投资者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维护应取决于缔约国原意。作为国际投资协定革新的实施路径之一,缔约国联合解释协定的价值日益为各国所重视。我国国际投资协定的除旧布新,应以缔约国本位立场出发,准确认识投资者权利性质,以缔约国间的原意作为判断标准,评价缔约国联合解释的可适用性。     

从“利益交换”到“利益平衡”——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缔约理念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兼具资本输出国的身份。利益交换的缔约理念不能适应中国身份出现混同的情形。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基础。所谓利益平衡即以投资者私有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以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为边界,将投资者私有财产限制在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最终达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和东道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两者的平衡保护。     

论多边投资规则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国际投资对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国际贸易法相比,当今国际投资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统一的框架而零散地存在于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的专门或相关规范之中,这无疑是国际投资法律保障体系的一大欠缺。目前,在世界最大的国际经济组织WTO内进行多边投资立法尚存在障碍,将来制定多边投资规则必然要坚持投资保护、投资自由化和规制投资扭曲的原则,在双边和区域层面进行尝试的基础上,最终寻求在WTO层面解决多边投资协议问题。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述要

当前和未来,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海外利益将成为一个新现实,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也将成为一个新常态.从2004年至今,中国学界对海外利益问题的关注已有十年.学者们就中国海外利益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具体分布、风险挑战以及维护思路等,达成了诸多共识.以此为基础,未来的海外利益研究要进一步思考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和定位,明确国家在海外利益维护中的角色,探寻当前各主体的海外利益维护能力和潜力.     

投资准入自由化与投资措施的国际管制

传统的投资条约一般将投资准入的决定权保留给东道国。为限制外资进入或引导外资进入的部门和领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种种投资措施,使得投资措施成为关涉投资准入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晚近各国自由化性质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逐步成为世界性立法趋势,也昭示着各国自由实施投资措施的时代已经结束。投资条约中准入自由条款和废除投资措施条款的不断出现,要求各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关涉到各国如何在适当保护东道国主权和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根本问题,应当引起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国际投资中引起间接征收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国际投资中,直接征收逐步减少,而间接征收日益增加。除了经济上由于资源价格的上涨会使一些东道国采取征收手段外,近年来由于国家在健康、环保等公共利益问题上行使国家管理权而导致间接征收的发生。在法律层面上,由于国际双边投资协定中间接征收规则所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如间接征收定义的不统一、投资定义的不断扩大和复杂等,也容易导致间接征收的发生。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国际实践可能对我国投资保护的影响。     

从NAFTA到双边FTAs:外资保护与政府干预的平衡解——以美国为例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篇是美国致力于建立外国投资的国际规制体系并推行其强硬的投资保护政策的重要成果.近年来,由于订立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失败以及WTO多哈谈判受挫,美国加快了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步伐.然而,美国晚近签署的这些FTAs的投资条款相对于NAFFA的投资篇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作了较大调整.这些调整反映了美国投资政策的新发展,即力图在保护投资和维护国家对经济进行规制之权利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新发展将对美国海外投资、FTAs的投资条款和双边投资条约以及未来的多边投资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论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张适用于程序性事项

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性事项上的适用问题是极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对此不仅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产生了迥异的主张,理论界亦众说纷纭.在考察双边投资条约的演进历史、双边投资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与最惠国待遇条款后,本文从分析晚近国际投资仲裁的经典案例切入,挖掘大相径庭的仲裁裁决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根源,最后对于中国在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方面应该如何针对不同种类国家,采取差别性战略予以应对提出建议.     

美式投资条约的新近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进入21世纪,美国将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规则逐步协调一致,并在NAFTA第11章投资争端仲裁实践的基础上,对投资规则进行了一定修正,防止投资争端仲裁机制造成对国家主权的过度侵蚀。近年来,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几乎都包含了投资争端仲裁条款,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美式投资条约争端仲裁条款的新发展很值得我们研究,并应在时机成熟时加以借鉴。     

中国警务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警务外交是指各国警察公安机关、其他政府机构或代表机构以及国家领导人就涉外警务相关事宜而开展的双边或多边活动,是国家外交职能在警务领域的延伸.作为兼具国际司法、执法与外交三重性的独特外交形式,警务外交具有硬性功效、协调本质、责任延伸与现时保护四个特征.虽然起步较晚,中国警务外交已经在组织制度、条约协定、职业外交与技术合作四个层面构筑起了海外利益保护的新的长城,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有效手段.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一方面面临国内审批制度和国外投资经营壁垒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又存在国内投资保证制度缺位,国际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使得“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为此,必须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结合本国现实情况,不断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同时运用好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便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     

国际投资中税收问题的区域性多边协议安排

为了在一体化区域内实现投资的自由化,促进投资的便利化,保证投资的规范化,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将投资安排纳入到其调整的范围之内,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税收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区域投资自由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区域贸易协定并不涉及与投资有关的区域内成员方的税收安排问题,国际双重征税、税收歧视、税收竞争等税收问题主要交由成员方之间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来解决。但是,双边税收协定在解决国际税收问题上却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因此,要想实现投资的自由化,并以此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不仅需要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还需要在区域性多边税收安排的构建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