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概括当前印度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近年来印度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制定发展方针、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提供信贷支持、招商引资、加快政府分权改革进程等;指出印度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发展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根深蒂固的种姓歧视制度等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县乡财政运行分析--以临沂市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效应,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对县乡财政运行产生财政(预算)效应,主要表现为县乡财政减收,收支矛盾加剧.目前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制度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准,职责划分不清,财权过于集中,政府层级制度不合理以及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完善.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因此,解困的根本之策是制度创新明确政府职能,逐步从"越位"中退出;完善财政体制,保证地方财力;改革政府层级制度,提高运行效率;创新公共品供给制度,解决供求矛盾.     

印度传统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等领导人试图从现存制度中选择一条兼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精华的中间道路。这种制度选择,是对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和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改革的制度需求,并受印度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但实践证明,印度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其宣称的"社会主义"目标。制度结构不匹配、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印度经济发展长期滞缓、社会不公平加剧的重要根源,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公共住宅制度改革及发展趋势研究

日本最初的公共住宅制度是以公库、公营以及公团为核心,主要致力于解决公共住宅不足问题.公共住宅政策采用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住宅规划为目标、以公库为资金支持、以公团为建设主体"的模式.随着日本住房问题的改变, 日本针对公库、公营、公团等公共住宅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公共住宅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也相应地作出了调整.通过对日本公共住宅制度改革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对现阶段中国公共住宅制度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借鉴经验.     

理解"局部改革的陷阱"——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及其拓展

应当如何理解"局部改革的陷阱",当前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应当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理解其本意.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正是单纯的政府治理改革使前苏联、东欧的局部改革走向了死胡同.而从政府治理改革走向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是中国能否建立起支撑一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的关键.     

中国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权力悖论——认识中国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权力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对市场化的改革起着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是"诺斯悖论"在我国的另一表述.这一悖论的实质,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与协调,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与保护.从政府权力悖论这一角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的体制转轨进程.     

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十个滞后”问题

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性改善.但是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改革理论滞后、国企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农业发展滞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宏观调控体制滞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滞后、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克服这些滞后问题,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绩效与理论逻辑

1978年开启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抉择。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历史、系统和理论探究的基准,这种改革促使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同时又派生和加剧了多重结构性问题。发展绩效的多面性、复杂性导源于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机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为根本命题,在市场维度以微观主体扩展和价格机制形成为主线,在政府维度则以放权让利和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为主线,具有渐进式、结构化特征,且政府内部的制度安排对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立足这种实施机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对已有部分理论的验证,但也因本土化特征而呈现出"自身的故事",这些本土化特征为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来自社会实践的依据,且会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指引和启发作用。     

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经验与启示

资本账户开放是印度一揽子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政府对资本账户开放采取了灵活而实用的态度。本文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性外部借款和非居民印度人计划四个方面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银行改革、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关联性。印度和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存在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困境及其化解

作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方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中央安排的重大改革试点工作,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与此同时,地方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如改革的共识尚未形成、"政府责任市场化"、将"治理问题体制化"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须重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行政标准与教育标准等关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育制度的综合改革。     

制度转型的互惠性动力:经济民营化变革中的地方政府意志--关于"温州模式"生成的一个假说及其检验

20世纪最后20年,温州赶超式发展的良好表现得益于所谓温州模式所指称的经济民营化运动.的确,在大量针对温州模式的生成及其演化进程的观察中,自下而上的民间草根改革力量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然而,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意志导引和护佑,温州之先发性制度转型几无可能.本文以为,地方政府与温州民间改革力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以"互惠"为基础的生产性政治关系,并由此形成驱动经济社会体制变迁的关键力量.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应该是,内涵地方政府意志的改革动力直接促使了传统体制在局部地区的消弭和瓦解,并最终经由集中式产权的分散和私有,完成计划配给向自由交易的回归.     

NGO组织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指出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和市场供给都是低效率的.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对环境保护、贫困人口救助、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的需要日益迫切.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告诫我们,NGO组织能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依据自身特点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并推动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因此,本文提出建立一个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组成的三维度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将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福利改革

本文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想、国家观、社会观、福利观等做了简要评介.按照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深受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某些"左派"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从单位福利和集体福利到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前,突出政府主导责任仍然是福利制度改革的核心;同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方面,自由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管理学视角下的政府机构改革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序而稳步进行.但原有政府机构设置仍然存在权责不分、机构重叠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新方案.从管理学视角解读政府机构改革各项部署,并谋求将管理学思想更好地运用于政府机构改革中,为这一改革提供理论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及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文章从制度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政府的推动作用.从而总结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特模式.首先对以往的一些经济增长理论作了简单的回顾.其次分析制度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然后分析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最后指出目前存在的制度短缺因素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从而讨论后发展时期为解决各种制约因素而要求政府行为做出相应的转变.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外资并购与本土品牌保护

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重组步伐的加快,企业间的跨国并购也成为一种潮流.在这股外资并购浪潮中,我国本土品牌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德、美、日、韩等国家在全球并购中积累了丰富的保护本土品牌的经验,为当前外资并购背景下我国本土品牌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一方面,政府应为我国本土品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本土企业也应积极提升自身实力,促进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城市政府改革与城市治理: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的内容之一.本文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考察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城市政府的治道变革和制度创新以及对中国城市政府改革的启示.研究表明,城市自治、制度分权、城市府际合作和多中心治理等是变革和创新的主要内容与趋势,我国应该加快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从行政分权向制度分权转变,并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合作治理机制,进而提高地方治理的质量.     

像对待洋人一样对待国人

民主共和制度的真谛,在于建构出具有充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来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同时赋予公民个人和企业法人抗衡强势政府、强势权力、强势法律、强势资本的合法权力与合法途径。为一切个人和法人的自私本能设置出一整套一视同仁、双向监督的制度性阀限和制度性法规,对于逐步化解中国本土二元结构下两极分化的国民待遇,要来得更为可靠也更为便利。     

社区内"需求的自我供给"式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探讨——以山东省费县大田庄乡改革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水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这种改革主要由政府推动,缺乏与改革直接参与者农户的互动,最为关键的管理制度内部的治理结构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因此,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由农户根据自身需求主动提供相应新制度,能较好地解决原有制度中产权不明晰、产权与管理权分离,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实现社区内农田灌溉的适度治理.在改革的具体过程中,应注意农户生产投资的风险程度、村庄中的"精英"作用的发挥等因素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户参与改革的行为,影响改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