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交通、移民群体与区域社会意识之构建——唐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移民问题研究

伴随着造船技术与航海经验的发展,唐、宋王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王朝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是通过两地之间宽阔的海域来进行的。这一海上交通的开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地移民的地理中心。伴随着双方海上贸易和海上移民活动的开展,一个区域性的"核心圈"得以生成。对于基于海上移民与海上交通而生成的"核心圈"内的人民来说,由于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制度经验与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社会之构建。尽管在东亚海域这样一个共有的生活圈里,对于这些恣意泛海漂移的移民来说,国家与国境并不具有排他性;但移民群体一旦踏入异乡,依然面临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适应性问题,以至于在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的心理认知上愈发觉察到了"自我"与"他者"的隔膜。     

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的原意是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这是内藤湖南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内,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又和国际汉学及近代中日学术思想的论争有密切关系,是从世界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它放到世界汉学流变中去认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     

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

唐宋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学界有"唐宋变革说".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学者特别强调宋代的突出成果,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不完全准确.通过史料的分析和比较可以证明,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循序发展进步的;唐代和宋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也是基本一致的,二者没有大的区别和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和进步了,而唐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别并不是"划时代"的变化,而是同质的延续.     

清代山东移民黑龙江述论

清代作为山东人＂闯关东＂的初期阶段,人数虽不及民国,但时间漫长,意义深远,是一个移民转型时期。本文侧重以山东移民黑龙江为叙述中心,对清代山东移民黑龙江的移民时期、类型、原因、影响等加以阐述。     

唐宋时期洛阳政治地位的变迁

唐宋之际是洛阳城市地位的一个转折期。关中本位政策是统一天下的政策,国家统一以后,历史的天平就开始向以洛阳为中心的东方倾斜,这就是唐代洛阳政治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宋代皇权的阶级基础是平民地主阶级,宋代皇权的武装基础是庞大的职业军队,因为平民地主阶级与职业募兵都脱离了对宗族乡里社会的依附,所以以地为险让位于以兵为险,长安、洛阳作为国家都城的时代也结束了。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唐宋时期的伏羲祭祀

在古史传说中,伏羲是三皇之首,多有创制,为中国文明的开创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尊称为人文始祖,历代奉祀不绝。对于伏羲的祭祀由来已久,历代被列入国家祀典,渐成惯例。唐宋时期的伏羲祭祀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成为当时国家礼制中的重要内容,有昊天上帝之从祀、五方帝中的青帝之配祀和先代帝王之祀。北宋时期在伏羲的陵寝之地进行祭祀成为定制,推动了伏羲信仰的地域化。     

唐宋时期安置刑的发展变化

安置作为惩罚皇亲国戚和高级文武官员犯罪的手段出现于唐代,在唐代,安置作为流刑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主要适用于宗室、驸马等皇亲国戚。到了宋代,安置刑得到广泛使用,高级文武官员犯罪往往被安置外州。宋代安置刑的广泛使用表明宋代对于官吏犯罪的处罚力度与唐代相比大大降低。     

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考论

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具有比较优势的物产资源,构筑了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宜空间,使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在山东乃至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但黄河三角洲的商品经济没有摆脱封建小农经济地方化与封闭性的特征,发展地域不够均衡,区域差异性较大。     

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唐宋地志诗文的分析

本文采用以诗证史方法,主要从唐宋诗文、地志、笔记,探讨了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分布特征与变迁的具体时间,认为唐宋西部气候呈现出复杂多变、山地气候垂直分布与水平分布差异明显特征;唐代西部气候从贞元、元和年间趋向寒冷,至五代、北宋时期则有一个气温回升期,西部普遍比较温暖,而自北宋末气候再次转向寒冷,南宋孝宗乾道六年至乾道八年下降到气候寒冷峰值。     

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

唐前期三省长官逐渐被排除宰相之列或被皇帝疏远,三省机构逐渐失去重心地位.唐后期和北宋前期三省职能逐渐被新的机构取代,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神宗元丰改制虽名义上按照<唐六典>恢复三省制度,但实际上三省已失去军事职权且"政柄归中书省".南宋时期由于战事繁多,为简化政务流程,"始合三省为一".这些变迁对元明清乃至后世的中央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小说虚实观论析

唐宋时期小说文体走向独立、创作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小说虚实观也呈现出因循与创新并存的局面。唐宋时期小说虚实观有沿袭前代小说理论注重“实录”观念的成分,同时不断拓展延伸,走向新变,虚构手段及其美学价值逐渐受到重视,反映了随着小说文体革新小说虚实观念的变化历程。     

唐宋时期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

“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性别分工的典型概括,妇女在这种分工中为家庭经济做出了贡献。妇女一生通常要经历女、妇、姑三个阶段,唐宋时期也是如此。在这三个阶段中,她们对家庭经济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就唐宋两代而言,两个朝代中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并无大的区别。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外宰相名号制度是唐后期以来藩镇干预朝政的产物,它的演变体现了朝廷对节度使控制政策的变化;超级宰相名号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唐宋时期优宠年高德劭宰相政策及中央政治体制变迁;在任宰相名号由三省长官演变为左、右丞相,奠定了元朝宰相名号制度之基础;宰相加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等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唐宋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修史者不敢直笔当代政事,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     

唐宋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 ,科举制度使士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关系入手 ,探讨下层士人作为远离权利的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     

近代时期的黄河三角洲移民

黄河三角洲[1]作为近代中国移民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移民活动既有与其他地区的共通之处,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移民活动与黄河运动高度关联,黄河冲决与造陆成为引发移民举动、实施移民行为的主线;外来移民安置和区域内人口迁移相伴进行,使移民活动极为频繁;移民性质属于典型的灾害移民,迁移人口为各地灾民和习惯于"赶黄河"游走式农耕方式的当地居民,劳动力素质偏低;区域"拉力"不足,移民返迁率较高。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唐宋时期关于定都与迁都之议

唐宋时期我国政治重心发生着重大变迁,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心的关中、洛阳地区趋向衰落,国都东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定都关中的经济、政治弊端早在唐代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与警示,而北宋定都开封虽然借助了东南漕运之利,有助于宋初政权的稳定,但军事地理形势上的先天缺陷又成为靖康之难中汴京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在民族战争频繁激烈的南宋时期引起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的积极响应,迁都关陕、襄邓奏议在南宋前期曾经是确保社稷安全、进而恢复中原的中兴良策,遗憾的是最终都被束之高阁.反思唐宋时期的迁都之议对今天全面的认识历史上的定都与迁都的成因有很大的启发.     

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的移民

魏晋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移民分外迁与内迁两种。外迁移民类型主要有躲避战乱、灾害型和政府强制型。外迁关中移民结局大多悲惨,或被杀、被掠,鲜有光鲜于世者。关中移民内迁亦有两种类型:一是统治者为充实长安,维持政权与发展经济而进行掠夺性移民;二是周边地区人口主动迁至关中。内迁移民从不同方向而来,具有多方向性、民族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内迁移民对关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