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问题述评

中国新时期第一篇借鉴西方意识流文体创作的小说,是茹志鹃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之后,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热潮。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主要从意识流的属性、功能和内涵;意识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意识流的问题、启示和反思三个层面展开。对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归纳,总结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实绩和问题,目的在于突出意识流小说在审美意蕴及艺术手法上的借鉴意义。     

意识流在新时期的传播

意识流小说流行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英美法等国家,它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叙述方式、艺术技巧等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时期,意识流作为西方现代文学派别和思想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并成为最早被接纳的对象之一。意识流在新时期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意识流主要是作为一种小说流派和艺术技巧被介绍的,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出现了大量介绍意识流的文章,人们开始了更为客观全面的介绍和分析;1989年之后到90年代中期可以看作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对于意识流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通过对三个阶段的梳理,不难看出在意识流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有意或无意地突出了意识流在对社会批判和认识价值方面的意义,并且尽量从和现实主义相一致的地方说起,从与当时的文学观念相吻合的内容开始;同时,意识流的传播者还运用了剥离内容和形式的阐释“策略”,突出了意识流小说审美和艺术技巧层面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异域之花在中国盛开——论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创作

王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勇于创新,拉开了新时期文学文体变革的序幕.他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技巧,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同时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汲取.     

西方意识流小说“前景化”分析

探讨意识流和意识流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并重点以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研究对象,分析意识流小说的文学前景化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化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精神分析学理论与心理时间学说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意识流文学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20世纪20—40年代盛行于欧美各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和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学说对意识流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中,意识流文学曾有过辉煌时期,并产生了像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一大批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大师。     

郭沫若·《残春》·意识流

<正> (一) 作为文学的一种方法,意识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采用,虽然主要流行于西方各国,但在我们中国也依稀可见其踪影,它绝不是今天才“流”进来的。杨江柱同志在《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探讨了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我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自己特殊的艺术渊源”,不应当“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些看法颇有见地。但他又说我国意识流小说的诞生,“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作品并无瓜葛,因为它们当时还没有产生”,这却不符合事实。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中国意识流小说派简论

<正>作为普遍的小说方法,意识流不仅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现象,而且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对它的运用也得到了日益深入的共识和不断增强的效应。意识流小说派并不指那些日后在小说创作中被泛化使用了的意识流手法,而是特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自觉的,有理论依据和说明,并在创作上呈现为以追求意识流叙述效果为主要审美品质的创作倾向。 本世纪初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文学终于获得了一次动力学意义的革命。20年代初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多卷本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以至于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都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代表作品。意识流为小说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由于本世纪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关系的介入,意识流小说及理论也影响到中国的小说。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已开始涉及梦呓这一意识流小说常关注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尽管如此,《狂人日记》仍以其明晰的意义属于鲁迅启蒙小说范畴,而不应视为意识流小说。艺术派的浪漫抒情小说中也杂居着潜在的意识流成分,不过只是最初的极不充分而又短暂的手法性借鉴,而且也是在对现代主义最初的杂合式参照中得以实现的。30年代新感觉——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家们较多地运?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

心理学、哲学和文学的意识流理论出自西方 ,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意识流小说在西方取得了极高成就 ,但是意识流无论作为人本身的精神特质 ,或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意识流技巧在以抒情为特质的诗歌中更容易被充分采用。本文以现代理论观照中国古代作品 ,用比较的方法 ,以大量的事实从逻辑和学理两方面充分证明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不但存在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为精妙的、相当完备的意识流技巧和意识流形式 ,本文作者将其划分为顺流、环流、向心流、混流等 4种基本形式。中西意识流在创作和理论方面是相同相通的 ,意识流是中西文学的深层问题 ,反映了人类思维和世界文学的某些共同本质。意识流这一概念对清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有着宏观的透视作用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