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近30年新乐府研究综述

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继1950--60年代的研究高潮之后,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至今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仍在中唐文学研究中占著着重要地位.从诸多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看,可以发现,近30年对于新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辨论"新乐府"运动之有无;研究"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新乐府"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以及"新乐府"的特点与价值等几个方面.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从“新乐府运动”到“格律诗运动”

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是格律诗向自由体的转化 ,而闻一多提倡的“格律诗运动”是从自由体向格律诗的转化 ,二者是逆向而行之 ,但他们的诗歌主张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的 ,留给后人很大的影响。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就是诗的完美结合。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

以往学界谈到刘禹锡的乐府诗,多集中在其《竹枝词》上,很少全面论述其整个乐府诗,至于专门研究其新乐府的文章,就更少见了。其实刘禹锡是中唐元白之外重要的新乐府诗人,他不仅有大量的新乐府创作,而且有鲜明的新乐府理论。文章在对其新乐府进行重新认定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的乐府观,并对其新乐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论白居易《新乐府》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

中唐时期，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并进行了五十篇《新乐府》的创作实践，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还没有人从篇目的回环式结构模式进行研究。《新乐府》这种回环式结构模式，深受《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形成了“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特点。这种特点也有局限陛。     

"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创作的致用务实精神

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是研究中唐文学的热点和不可能回避的内容,而发生在同时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精神实质上有无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是什么,各自以什么样的面目(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来表现的?时代的政治革新要求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振兴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中唐时期无论是对革新的希望、疾呼,还是革新失败后的苦闷、寻求;无论是哲学思想上的反思、复兴,还是文学思想上的追求,都充满了革新的要求和革新失败后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中晚唐文学都染上政治革新、儒学复兴、参与现实与文学创新的鲜明色彩."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出现,以险怪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浅俗为标志的元、白诗派的崛起,刘、柳诗歌的深沉与孤峭,郊、岛之音的深入人心,司空图对王、孟、韦、柳的追踪,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的别开生面,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等人对时事的冷嘲热讽,只要认真清理其思想和文学渊源,都不难在中唐政治革新及其社会影响中找到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表现,具体讲,就是以文学干预现实的"致用务实"精神.     

清初盐民诗人吴嘉纪及其盐民诗歌的成就

东台籍遗民诗人吴嘉纪是清初一位颇有艺术成就和地域特色的诗人,他生活在海边盐场,抱穷守志至死。在其作品中,有不少反映盐场灶民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悲惨生活的诗歌,诗人秉承了新乐府主义诗歌风格,以严峻、沉郁的艺术特色创造了“盐场新乐府”。     

李绅与“新乐府运动”关系的考察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绅的家学渊源、儒家思想与他创作新题乐府有密切关系,李绅的儒家思想、强烈的用世之心是他创作新题乐府的内在动因.李绅的新乐府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以传统儒家为主的思想特色.李绅首次标示"新题乐府",不但促使元稹明确地从理论上认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的缺憾,概括了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并对白居易正式提出"新乐府"这个概念有直接的启发."新乐府"这一名称的产生,标志着诗歌观念的更新与觉醒,它的明确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论透视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经历了早期的“文白之争”,中期的为人生诗派与为艺术诗派之争和后期的普罗诗派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之争;派中有派、流中有流,且节外生枝、旁枝侧出。从为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而斗争,到为新诗的主流走向而论辩,再到为确立新诗的美学原则而审思,20年代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走了一条由外而内,越来越沉着、稳健、科学的发展道路。20年代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最有生机、最富成果的辉煌年代。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从“有法之法”看山谷诗学——浅谈江西诗派黄庭坚的诗学主张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其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论述其“有法之法”的理论内涵,并着重探讨其中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及读书用事的主张,认为黄庭坚的“有法”最终目的是达到“无法”,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重要意义。     

陆游与江西诗派关系新探——对《读近人诗》误读之还原阐释

20世纪各类权威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多认为陆游《读近人诗》批评了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雕琢奇险之病.然而,黄庭坚论诗亦反对雕琢奇险之风,他作诗以生新瘦硬著称,以其为宗的江西诗派更有汗漫无禁之病,与雕琢之风不可相提并论.此诗批评对象应是以字斟句酌为能事的四灵诗人.今人对此诗的误读缘于对“蟹螯蛤柱”一语的理解,还原此诗的原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从“活句”到“活法”--论宋代黄龙宗机锋对江西诗派诗论的影响

江西诗派从北宋黄庭坚开始,诗学主张就受到黄龙宗机锋“活句”思想的启发,从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句法”,到吕本中的“活法”,乃至整个江西诗派的诗风,都与黄龙宗“触目菩提”的宗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