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句吴”说到干国的历史与族属

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吴国国名的文化蕴意

吴国取“句吴”为国名,是促成吴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明确表述:“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两位来自异族文化的远客,文身断发、自号“句吴”以后,竟博得土著居民的信赖推举,创立吴国,其原因何在?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句吴”一词的文化蕴意。     

百越和弥生文化

(一)文身·黥面·漆齿 “文身”是古代百越和弥生时代倭人的共同习俗。 “文身”,即纹身,广义是指在人的身体躯干和四肢部分刻刺花纹,作为永久性装饰。狭义是指在躯干和上肢纹刺。在下肢,尤其是小腿部分纹刺花纹,在史籍中称“绣脚”、“花脚” 《墨子·公孟》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君禹后,帝少康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三条史料都是说我国江浙地带的越人有文身习俗。我国云南古代民族也有文身习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是“五序”,不是“王序”

贾谊《过秦论》云:“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过秦论》文,“王序”却写作“五序”。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从《史记》作“五序”,“王序”乃形近而访。《国语·周语上》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秦讳考辨

<正> 历代论避讳者,大都认为避讳制度起于周.成于秦,并且认为秦讳的具体内容是——[楚]: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为‘荆”。[正]:因秦始皇名政(正),所以:(1)讳“正”为“征”,即改读平声。(2)讳“正”为“端”,改称“正月”为“端月”。千百年来,秦讳“楚”、“正”之说一直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肯定。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宋王楙《野客丛书》、周密《齐     

“张楚”非国号辨

《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也有“号为张楚”一语。有的读物据此把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张楚政权”,或“张楚国”;相应地把陈涉称为“张楚王”。似可值得商榷。应当看到,《史记》对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有时只称“楚”。如《陈涉世家》叙     

壮族与东南亚泰、老、掸族系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

“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吕氏春秋·恃君览》)。壮族源于我国周泰时期的南方百越(粤)族群,是聚居于岭南西部地区(包括今广东西北部及广西境属)的西欧、骆越(亦并称“西越”或“瓯骆越”)部族的一支后裔。东汉至隋唐,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乌浒、俚、僚等群体名称。而“俚人,即乌浒蛮”(《南州异物志》)。对于他们的族源关系,《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俍、曰俚、曰僚、曰迤……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宋元以降,广西部分地区又出现“僮(壮)人”、“僮人”之称;明代古籍常以“僮俍”或“瑶僮”并称,言广西“无地无瑶僮”,又有居民为“僮八民二”或“僮七民三”之说。延至清代,“僮(壮)”遂为相当普遍的民族称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蛮越之介,自此谕岭而居溪峒.分瑶、僮(壮)二种.瑶乃荆蛮,僮则旧越人     

关于“昔周邑”的文化背景和地理范围的考古学观察

(接上期)三、从文献记载看“昔周邑”的历史背景下面要讨论的是这个区域里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从考古资料和史料的角度上都还不好取得一致。但是,要想说清“昔周邑”的问题又不得不涉及到这个问题。这就是夨国到底是不是吴国?太伯奔吴是到了宝鸡还是到了江苏?吴太伯、仲雍奔“荆蛮”,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仅是西周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而且也是探讨“昔周邑”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大历史背景。《史记.周本纪》在谈及太伯奔吴时说: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     

释“阿缟之衣”和“越葛钱绢”

“阿缟之衣”,语出李斯《谏逐客书》。前后文是:“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对“阿缟之衣”,一般是这样注释的: “阿缟:东阿县(现在山东省阿县境)出产的绸子。”(《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把“阿”解释为。东阿”,其根据,大约是《史记·李斯列传》裴骃《集解》:“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然而,徐广、裴骃的解释是错误的。王念孙对此曾经作过认真的考证。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释器》“婀缟致(素勺),练也。”条下说:“婀……字通作阿。《列子·周穆王篇》及《淮南子·修务训》并云:‘衣阿锡曳齐纨。’高诱注云:‘阿,细縠;锡,细布。’《汉书·司马相如传》:‘被阿锡揄紵缟。’张(按:指张揖)注云:‘阿,细缯;锡,细布。’《史记·李斯列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徐广《音义》云:‘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案:徐说失之,阿缟皆细缯之名,非以其出自东阿而谓之阿缟也。’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周灭商前后的战争

夏末商初,公刘居邠(今陕西彬县和旬邑),发展生产,势力渐大,“周道之兴自此始”。商后期,古公迁岐(今岐山周原),筑城垦田,经济、军事力量增长,戎狄被逐,小国归服。“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徐中舒先生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说:太伯、仲雍奔荆蛮,“二人所至即江、汉流域;其后或因楚之兴盛,再由江汉而东徙于吴”;“太王之世,周为小国”,故“太伯、仲雍必率周人远征之师以经营南土”,“亦即太王翦     

秦人出于少皞氏族

我认为秦人应是少皞氏族的一支,从以下几点作一探考: 一、主少皞之神:《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皆云,秦襄公始为诸侯时(前770年),“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按照“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秦人所祭少皞明为氏族神,或至上神兼宗祖神。     

“蒙”与汤始居亳

一“蒙”地望考 《竹书纪年·殷商·盘庚》云:“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蒙是个重要地名,但“蒙”究在何处呢?《左传·庄公十二年》载:“宋万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注:“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而西汉时在宋地设置的梁国,所辖又有蒙县,看来古地名“蒙” 与宋地的“蒙泽”有联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 杜预注:“蒙门,宋城门。”宋国都城的城门曰“蒙门”,这与蒙地似乎也有某种联系,是不是“蒙”就在宋国都城不远呢?《史记·宋微子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垂沙之役考

战国中期，群雄竞逐，诸国关系错综复杂，外交与军事方面的斗争波橘云诡，蔚为大观。这个时期，楚与秦、齐、韩、魏诸国的关系多成为国际斗争的一个焦点，垂沙之役就是当时相当典型的事件。关于垂沙之役，虽然专家间有所论，但不少问题还处于若明若暗之中，需要继续研究。本文试做探讨，以求引玉之效。一、里沙之役的基本情况垂沙之役是公元前301年楚与秦、韩、魏、齐间所进行的战争。垂沙之称见于搞子·议兵》篇，是篇谓楚人虽然兵器精良但却“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商君书·弱民》篇垂沙作垂涉；《史记讨L书》所载略同，亦是垂沙作垂…     

《史通通释》证误

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云:“《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浦起龙《通释》云: 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尝取《吕氏春秋》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纵观之,曾无一语及太伯事者。试抽《吴越春秋》复之,乃遇其文,今录于左:《吴越春秋》:“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     

关于“行三千里”的标点

中华书局版的《史记·魏世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忌谓魏王曰: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我认为在“行三千里”处标上句号(。)是值得商榷的,应改为“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按原文,无忌谓秦伐楚有两道:道涉谷;道河外。原文如下: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     

甘肃境内秦直道管见

一、问题的提出 史籍对秦直道的文字记载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两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记有两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