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舆情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少数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和积怨,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一是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双重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工会的维权作用,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五是要加强媒体的正面引导,消除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     

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

农民工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制度性的安排，一种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的社会安排，包括先赋性的制度安排，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业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味，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最初的社会化和先天的类别化安排，这是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的最初动力；其次，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社会分类是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过程。     

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以来的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出现了农民流动得以进行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形成一浪高于一浪的“民工潮”（王毅杰、童星,2004）。农民工的出现,     

广州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政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作为一个数量庞大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利益要求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并对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对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属性和政治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对改善农民工政治生存环境的出路进行了初步的对策性思考。     

进城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进城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然而,基于其流动性、自身素质相对低等原因,遭受着社会排斥。文章从经济、权利、政治、文化、社会关系五个层面描述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排斥,从认识、户籍制度、管理政策、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视角分析进城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缘由,并提出缓解进城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对策与建议。     

社会边缘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以哈尔滨建筑业农民工为例

社会稳定和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紧密相连.建筑业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社会边缘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通过抽样方法和问卷调查,从经济状况、社会分配、社会心理和社会控制等四个方面透视哈尔滨市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目前还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但从长期来看,若不注重研究并改善其境遇,则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鉴于此,必须综合利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工会组织、技能培训、改善食宿和安全条件以及多样化的休闲途径,来保证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新型城市化发展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新型城市化条件下,社会管理体制与一般城市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本文在分析新型城市化条件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及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重点探寻了从物本型社会管理向人本型社会管理转型,从行政型社会管理向法治型社会管理推进,从强制型社会管理向自觉型社会管理演化等新型城市化条件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具体途径。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城市化的发展,城镇用地的扩张,大量农民土地被征用,导致了新的社会群——失地农民的出现。本文在分析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基础上,论述了建立与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保护失地农民的必要性及其实施途径。     

农民工城市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与趋势

农民工是推进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从其产生到壮大的近50年时间,这个特有制度下形成的群体由于资源占有的变化而在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不同特征。以资源为基本变量,农民工城市化的历史可依次划分为职业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这样四个阶段。而人的城市化是我国农民工城市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应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最需要关注的阶段。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下,我国农民工城市化将呈现规模不断扩大、制度逐步均等、就业环境人性化和个体素质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     

社会转型期负利益群体与社会冲突问题研究

我国转型期产生的负利益群体,从本质上说就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导致的一些人很少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利益还受到了损害的群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社会结构性调整是负利益群体问题日益凸显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这个问题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特殊性问题.尽管由于负利益群体的存在而产生的矛盾总体上属于根本利益一致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些矛盾如果激化,对社会正常秩序无疑有着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对这部分人进行补偿,使之和其他群体一样能够平等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是政府和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浅析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贫困、社会分化、心理失调、以及环境污染等城市社会问题也逐渐浮现,而有效的缓解以上问题是城市的建设者与管理者必须要面对的解决的。     

城市融入中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本文试图探索如何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从而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     

社会分化、社会协调与和谐社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种分化固然是一种积极的分化,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社会协调。但由于协调是强制而非自主的,这就进一步要求社会和谐。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最英明的决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

目前,1.25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退回农村,他们长期的“城乡漂移”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农民工阶层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农民工问题时代变迁的主要特征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出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可行路径与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发展需要占用土地与中国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愈发强烈。本文分析了近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与融合

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面临多重风险的社会变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为农民工提供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通道。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被排斥在制度范围之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日益凸显。结构性制度排斥是现行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根源,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二元结构下的就业制度导致农民工难以承担城镇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二元结构下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更是难以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化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有效途径。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推进一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城市化的壁垒。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方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转换机制,逐步将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研究

享有社会救助是农民工的一项权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共同解决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要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必须走法治之路,进一步增强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能力,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的作用。农民工在得到社会救助之前和之后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