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王风·扬之水》本事考

运用传世文献和金文材料,考证《诗经.王风.扬之水》产生的本事是:从周文王经营汉淮平原开始,不晚于东周公元前712年,周人为了争夺南方资源不断征讨南方异族,并派兵长期戍守申、甫、许等南方诸侯国。通过诗本事的考察,推定此诗的创作时间就在上述时间段。     

试论《春秋》三《传》对“如棠观鱼”的批评

在其执政的第五年,鲁隐公曾有一次棠地“观（矢）鱼”之行。《春秋》三《传》对此皆持批评态度,认为他违反了相关礼制。事实上,这一看法并没有充足的史料依据,“非礼”说并非对观鱼事件的忠实反映。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续完〕·文艺·

关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的讨论《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登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以下简称《正名》),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如下:一、“工具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文艺观,还是唯心主义文艺观?《正名》认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应当是文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而“工具说”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实质上是唯心主     

《金瓶梅》·《荀子》·《荒凉山庄》——《金瓶梅词话》英译本“绪论”述评

最近西方出版了美国学者芮效卫教授的英译本《金瓶梅词话》.他在“绪论”中认为小说作者信从荀子学说.本文作者不同意这种论点,认为荀孟是儒家两大学派,两者殊途同归;作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不迟于万历初年,因为汤显祖在万历28年已读过《金瓶梅》;《荒凉山庄》是英国作家迭更斯成熟时期的佳作,有别于《金瓶梅》这种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两者不可简单类比.     

庾信《哀江南赋》作于入北早年考

《哀江南赋》是庾信“乡关之思”分量最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认为沈炯《归魂赋》直接影响了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并认为《哀江南赋》作于庾信暮年(公元578年).笔者重新考察了赋中“天道周星”这一重要信息,认为推算的基点应当为侯景反、梁台城乱起之年(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北通好、周弘正使周之年为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归魂赋》很可能在此时被带入北周,且该年距“大盗移国”正好岁星一周.故此,考订《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60年,庾信入北6年,距侯景叛12年,而非暮年之作.     

逻辑·辩证法·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与蔡灿津同志商榷

<正> 蔡灿津同志的《对逻辑、辩证法、认识论同一问题的简要考察》(《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对黑格尔以来关于逻辑、辩证法、认识论同一这一思想的演变做了分析,读后颇受启发。但是,作者认为,把列宁所讲的逻辑、辩证法、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理解为三者合一,就会混淆列宁与黑格尔的区别,就会“从作为列宁个人笔记的个别字面中,引伸出取消马克思主义逻辑科学,以至于取消认识论、取消整个大写字母的逻辑”,因而“背离列宁的本意”。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特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蔡同志。     

《聊斋志异》的写作动机

蒲松龄谈狐说鬼写成《聊斋志异》,其动机何在?学术界据《聊斋自志》一文,一致认为它是作者的“孤愤之书”,有所“寄托”.而《东岳论丛》1989年第四期所载《〈聊斋志异〉写作动机试探》一文,则有新的见解.该文作者王枝忠,是西北地区研究《聊斋志异》的专门家,有关著述颇多。他通过《聊斋志异》中各篇的写作时间及其内客的考察,认为蒲氏写作此书的思想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疑固不变,一以贯之的,而是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同     

《金史·地理志》户口系年辨析

《金史》成书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在宋、辽、金三史中“独为最善”。其各志尤以博洽详赅著称,惟《地理志》记载各府、州户数多未系年,使金朝人口研究失去依据,《续通考》及《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在引录其户数时,均未考订其年份。近年来,先后有学者提出元光二年、天兴三年及泰和七年三说,笔者认为其说均难成立.本文试加辨析,以供商榷。     

试论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第四卷的独特理解

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题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提出来的。马克思生前一直认为,《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当时还称作第四册)的主题,应该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简称为“理论史”。据此,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些人提出质疑,认为恩格斯主张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题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不恰当的,至少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或者认为恩格斯并不十分清楚《剩余价值理论》的整个写作过程,也没有机会和时间对它进行系统的探索和考察,因而恩格斯并不完全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他提出的编辑《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具体设想“也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这些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评卡尔·波普尔关于归纳问题的观点

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认识论问题的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本书最初以德文在1934年秋在维也纳出版。原来的书名是:《研究的逻辑》。1959年译作英文出版。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考察》中,波普尔提出了他认为是“几乎所有其他认识论问     

“哭庙”辨

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头籍没,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哭庙案之“哭庙”应作何解?《金圣叹小传》作者说:“闻是狱之兴,为知吴县事山西任某(指任维初)以非刑予征课税,生员薛尔张等因民忿,鸣钟击鼓,入文庙哭泣,诸生不期而至者百余人。”(《清朝野史大观》第五册)近人也说:“初四日,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皆欲声逐任令。”(《国史旧闻》第三分册《金圣叹》)今人再说:“于是初四那天,金圣叹等百余人先到孔庙鸣钟击鼓,并对着孔子的牌位放声痛哭。”(《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三期《金圣叹之冤》)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嘉泰四年还是嘉定四年--岳飞追封鄂王时间辨正

岳飞究竟是什么时候追封鄂王 ?各家说法不一。张高宽等人主编《宋词大辞典》认为 :“嘉定四年 (12 11) ,追封鄂王。”(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70页 )唐圭璋等主编《唐宋词选注》认为 :“宁宗嘉定四年 (12 11) ,追封鄂王。”(北京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6 3页 )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认为 :“嘉定四年 (12 11) ,追封鄂王。”(凤凰出版社 2 0 0 3年 ,“词人”部分 ,第 5 0 5页 )唐圭璋编《全宋词》认为 :“嘉定四年 (12 11) ,追封鄂王。”(中华书局 196 5年版 ,第 12 4 6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认…     

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邶风·燕燕》是两诗误合?

《诗·邶风·燕燕》的解释历来异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毛传》,谓“卫庄姜送归妾”。郑玄《笺》云:“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已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于野,作诗见已志。”因《笺》所言诗之本事与《春秋经》合,此说影响颇大,朱熹《诗集传》不得不“姑从序说”许多《诗经》研究者如姚际恒、方玉润、陈子展均从此说。其二是袁梅《诗     

一部被深藏350年的诗集——方以智的《三游诗》

《三游诗》是方以智于清康熙六年福建之行所作的诗集，含《石鼓游》《九漈游》《武夷游》,因清廷禁毁，此书三百余年散佚不传。2021年发现此书藏于上海图书馆。通过对该书版本的考察和被“深藏”缘由的分析，该书的写作、刊刻时间及传存情况得以确定。从文本所展示的内容，可以知晓方以智“三游”本事并体悟其晚期的诗歌特色。方以智或寓精神于山水，或藏哲理于诗篇，或以游藏迹，寻觅“知音”。结合方以智晚年行踪及当时遗民动止，可于诗中探得可靠的消息。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水浒》轻蔑妇女”说浅议

<正> “《水浒》全部都是轻蔑妇女的,连女英雄都没有什么本事。”这是在《水浒》研究中曾出现过的一种观点,引人注目。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水浒》作者妇女观的评价问题,也关系到《水浒》的成就问题,很值得作深入的探讨。 《水浒》写了五十多个妇女,作者是否全部轻蔑她们呢?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