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新探

西周晚期,厉王被国人流放,出现了一段“共和行政”。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中国历史就是从“共和”元(公元前841)年起始有确切纪年的。关于“共和”含义即“共和行政”的历史真象,因史籍纪载歧异,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未定论。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新的探讨。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索隐》引《汲冢纪年》曰:“共伯和干王位。”引《鲁连子》曰:     

论世卿礼议之争端——以何休、郑玄与《五经异义》为中心

针对“世卿”礼议之争,公羊家主张“讥世卿”,认为卿大夫任重,当选贤任重,爵位不得继承,不过面对东周以降世卿之现实情况,何休又将选贤与世位结合起来,使“世位”亦浸渍尊贤色彩;《左氏》说、许慎等亦认可“讥世卿”之说,并进一步细化为“世禄不世位”,即卿大夫子孙仅可袭其禄采,不可袭其爵位,郑玄亦同其说,不过又强调有变例,即若有大功德,亦得世卿,以体现尊贤之意。相较而言,许慎、郑玄诸儒当认为周礼本为世禄制,而以世卿为变例;而何休则以“世卿”为周制,“世禄”当为孔子新制,且又变“世位”为“附庸”,如此尊尊与贤贤并重,亦体现孔子改制之义。由此亦体现出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争背后蕴含着对于治统赓续的深刻理解。     

孔子“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什么?

通常对孔子“三十而立”有两种解释:一以为立于办教育,一以为立于礼。刘蔚华同志主前者(见《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宋敏同志主后者(见《孔子“三十而立”非“立于办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从本义为共和革命思潮立名

我在《略论共和革命及其主要特征》一文中提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共和革命’”,“我们完全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为‘共和革命’立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基于同样理由,我认为,作为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和表现的清末革命思潮,可以称之为共和革     

宋庆龄未当选过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名誉社长

近读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文(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发现有这样一段文字:“1912年1月,上海成立了神州共和协济社,一致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会长。”阅罢颇感疑惑,查1912年3月22日《时报》刊《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开会纪事》中列有同年3月16日该社成立大会上领导成员选举结果:“名誉社长孙中山夫人、伍廷芳夫人、吴芝瑛君、刘青侠君。”孙中山与宋庆龄于1915年10月才在日本东京结婚,宋庆龄怎么可能在1912年初成为“孙中山夫人”呢?显然,这里所谓“孙中山夫人”实指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另外,1912年宋庆龄正在美国佐治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古今说者多以为是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之意。如《礼记》郑玄注于“礼不下庶人”条下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于“刑不上大夫”条下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便以为《曲礼》原意是指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亦持此说。最近的例子,尚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泽华、王玉哲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云:“礼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刑则专门对付和镇压奴隶大众,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这是误解。周代庶人用礼的记载显见于经传。在《礼记》中,有《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殄。”《内则》:“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豚,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又有:“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腻羹胾。庶人耆老不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     

对《宗法今解》一文的商讨

李家骥同志在本刊1982年第5期发表《宗法今解》(以下简称《今解》)一文,对《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中《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我们认为《今解》所提出的意见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今解》开头说:“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须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这里就有很大的误     

《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金史》校勘补遗

一九七五年中华书局新版点校本《金史》,是目前最为通行而且完善的《金史》版本。然亦偶有疏漏,今举几例以供再版参考。一、《金史》卷二《太祖纪》:“(太祖)乃入见宣靖皇后,告以伐辽事。”(见23页) 按:“宣靖”有误。《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传》:“肃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事与《太祖纪》同。又《金史》卷三十二《礼志·上尊谥》:“(天会)十四年八月庚     

萧红的生日到底在哪一天?

《社会科学战线》八○年第三期《文学日历》栏载:“6·5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11)。”据我所知萧红生日的说法不一。现把各家之说,胪列如下: 一、端木蕻良《纪念萧红,向党致礼》(原载《广州日报》1957年8月15日,转引自《新文学史料》80年第一期第259页葛浩文《寄自美国的读者意见》):“萧红生于1911年5月5日”。     

社会共和论与人民代表大会制

一、社会共和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和论,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时形成的。1848年,正是在首次全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后5个月,马克思便依据巴黎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必将建立“红色共和国”,以取代资产阶级的“三色旗的共和国”的观点;1850年,正是在另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在首次使用“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之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应保存民主共和机构,建立红色共和国以改造社会的思想;1851年冬至1852年     

《九歌》结构原貌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楚辞的学者,对王逸《楚辞章句》中《九歌》的篇目与篇名不符总是迷惑不解——“章名曰九,而十一篇何也?”因而对《九歌》的结构提出了各种看法。大致有四种观点:(一)“九”是虚数,《九歌》原来就有十一章;(二)《九歌》实际上只有十章。比如,明代学者汪瑗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乱辞”(见《楚辞集解》);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送神曲”(见《楚辞通释》);(三)十一章可合并为九章,比如,明代学者黄文焕将《山鬼》     

论周代的“同姓不婚”礼俗

<正> 周代是我国礼俗的大成时期。在周代的诸多礼浴中,尤以婚姻礼俗最为引人注目,有礼“本于昏”(《礼记·昏义》)之说。而其中“同姓不婚”又为最大戒律,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自汉唐的博士硕儒乃至今天的专家学者在对“同姓不婚”的理解上仍存在着原则分歧。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谈点个人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同姓不婚”的记述以《左传》与礼书为最集中。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男女辨姓”。昭公元年说:“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等等。又如《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曲礼》说:“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等等。汉人许慎说:“诸侯娶同姓”(《五经异义》)。意在否定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古籍中确有“诸侯娶同姓”的记载,如晋献公娶狐姬、骊姬(《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平公内“有四姬焉”(昭公元年),鲁昭公娶吴孟姬(哀公十二年)等。但这些都是个别事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     

关于“共和行政”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考察

一关于“共和”之争“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而关于“共和行政”的历史真像,尚存歧见,主要集中在《史记·周本纪》与《竹书纪年》关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不同说法的争论上。本世纪,顾颉刚先生著《共和》一文①,广稽众说,详加比论,认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从此,《纪年》说一枝独秀,大有定论之势。对此,我颇有疑惑。如《史记·二诸侯年表序》说,导致“共和行政”的国人暴动乃是公卿贵族发动的,目的不过是要驱逐暴虐的周厉王,“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     

民国初年政治的结构和文化初探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许多人为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制度的国家感到欣慰或自豪,梁启超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国由五千年之专制一跃而进于共和,旧信条横亘脑中,新信条未尝熏受,欲求新政体之圆满发达难矣。”(《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这个预言很快就被日渐混乱的政治证实了。     

“悬影”不是满人礼仪

清代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有不少当时的礼会风俗、礼仪的描写。曹雪芹在写礼仪时,往往把满汉礼仪混合杂揉。这是赵冈先生的《考红琐记》中已论及(见1980年12月28日台湾《中国时报》,1981年元月8日《参考消息》第三版转载)。但对于“悬影”是满人礼法,本人不敢苟同。“悬影”,就是在祭祀时不用木牌位,而悬挂画象。满人祭祀,多用此礼。然而,“悬影”之事,中国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祭祀有“尸”礼,即用活人代替死者,接受祭祀。大约到了春秋时期“尸礼废而像事兴”。所谓“像事”,就是用人像代替     

野合习俗的由来

野合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奏乐于野外。《左传》定公十年:“嘉乐不野合。”杜注:“嘉乐,钟磬也。”孔疏:“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二、不合礼仪的婚配。《史记·孔子世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唐司马贞《索隐》:“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清桂馥《札朴二》:“《史记》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