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城市化:中国转型期农民工反贫困的现实路径

本文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用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比较现实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回复性的流动模式,亦即弹性城市化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有效地平衡了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限制与农村低收入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农民工成为新型城市贫困主要群体的风险。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全国几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探索当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不再具有兼业性质,而具有职业性质,农村出现结婚即分家、自己养老、隔代抚养等新的代际规范,表现为失衡的代际关系。这可称为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是亲代尽一切努力辅助子代向城市移民,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共同形塑着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     

当代中国农民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二) 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与市民化

城市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乡城结构转换。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同时还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身份市民化的过程。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农民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乡城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因而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依然步履维艰。     

“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为例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也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中村"是我国大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土地、人口、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城市化特征.     

农民工就业模式对就业迁移的影响

按照经典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理论 ,在工业化取得进展时 ,转移出农业的人口应该向城市迁移流动 ,从而使城市人口比例提高。可是 ,我国乡镇企业的大幅度发展并没有造就积聚这些人口的城镇 ,已经发生的民工潮也没有带来结构性的人口迁移。这说明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影响人口迁移。本文试图将迁移就业的阻力归结为就业模式。先抽象出“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基本特征 ,论证转移劳动力采用这种就业模式的先赋性原因及自致性原因 ,最后演绎出一个必然结论 :“农民工”就业模式阻碍我国劳动力转移采取迁移方式     

中国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及其经济学分析

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同于国外模式的突出特点。本文简要介绍了两阶段迁移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别从城市政府和农民个体两个视角来考察该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素,揭示了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城乡差别和"城市偏好"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在政府行为导向上要努力克服政府的"城市偏好"和"经济偏好"倾向;在政策变革时机上要认识到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扩大内需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意义;在政策重点上要紧抓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存、居留和发展等核心问题,为农民工逐步适应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天津辛口村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人口城市化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职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旨。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郊区的社会变迁调查——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郊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的工业经济转变中,作为传统的农村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冲突最为直接和最为激烈的地区,其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变迁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利用城市化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在对兰州市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郊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郊区出现的途径,土地资源的转化模式,城市化社会制度变迁与工业化的关系,城市郊区人口的构成、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

<正> 本世纪中叶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模式是: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并且这种模式至今仍为世界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然而,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率先步入人口城市化的若干发达国家其人口流动模式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转变:特大或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农村,城市人口规模构成也发生相应变动。不少发达国家是经历了大城市“膨胀病”的阵痛,为其消极的社会经济后果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转入这一模式的。值得研究的是,这一转变是否标志着人口城市化进入了新阶段?其动因是什么?本文略述浅见。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一项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已有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层次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融合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制度身份对他们融人城市的限制,且未能从群体的层次将他们的现实处境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以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为例,从融合的社会经济维度探讨该群体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并提出以制度身份为基础的该群体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才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症结所在。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Guatemala

Guatemala has the highest fertility of any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and it is also the least urbanized. Projected rural-urban migration will shift more of Guatemala's population from rural areas into towns and cities. This article uses retrospective life-history data collected in migrant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reas in Guatemala to compare the fertil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men to that of rural and urban nonmigrants. Results from discrete-time hazard regression models of union formation, first birth, and third and higher parity births indicate that delayed marriage while still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apid adoption of urban fertility practices after migration, result in intermediate migrant fertility that is closer to that of urban natives than rural nonmigrants. If current patterns are any guide to the future,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from high fertility rural areas to towns and cities in Guatemala will accelerate the decline in aggregate fertility beyond what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declines in rural and urban fertility alone.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未来全国和不同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在加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三大因素,即出生、死亡、迁移的变化中,人口城乡迁移将是核心问题。本文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方案假设下,利用ⅡASA的模型对全国和地区未来30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结果显示了全国和不同区域的城镇化长期趋势;揭示了城乡间的迁移和农村居民身份的改变,是城镇地区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伴随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数量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1992~2004

通过对影响中国城乡迁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城乡迁移具有比较明显地促进作用;第二,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成为城乡迁移比较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三,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对城乡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城镇失业率对城乡迁移的影响不显著,中国的城乡迁移仍存在盲目性;第四,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迁移的作用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政策回应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事关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现状、需求特征和住房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居住拥挤、条件简陋、教育医疗配套少,住房问题十分严峻。文章最后从户籍制度调整、阶梯型住房政策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对策。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