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

"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我国以皇权为中心,绅权、族权、宗权共同参与治理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开始了现代性变迁。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     

完善民族地区社区残疾人服务探析

民族地区社区残疾人服务存在着基层服务出现"断层";残联"缺位",服务无法向基层和农村社区延伸;残疾人的主体地位未能体现,难以做到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等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社区残疾人服务,应建立完善的社区残疾人协会组织,坚持民族地区城市与农村两手抓;坚持以民族地区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工作方式;将民族地区的社区残疾人服务纳入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同步发展、共建共享;坚持群众性自治,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注重民族地区社区残联与残疾人互动的服务机制;制定社会工作人才规划,推进民族地区残疾人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河南省为例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完善河南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建立乡镇-街道-村等上下联动的河南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完善河南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制度建设,促进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健康发展;完善河南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标准,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以城市带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完善财政资金对河南省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镇管社区”模式实践及其优化——面向城乡人口流动的大型居住区社会管理创新

镇管社区是指建制镇作为一级政府,参照城区街居制社区管理方式,在镇域范围内设置若干"社区",而通过"社区"以直接或间接管理镇域范围内的社会事务,为属地居民(包括市民、农民、流动人口)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它具有体制结构杂糅、服务对象复杂、管理内容多样等相关特点。镇管社区之所以会形成,深层次原因是原有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城乡二元性,已经无法容纳当前由城市化、郊区化带来的人口布局变革,而直接变更当前农村既有的镇村制为城区街居制,又遇到变更既有利益格局而带来的成本和阻力,因此镇管社区可以被认为是快速城市化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互动耦合的产物,是面向人口流动和布局变更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城镇化的社会管理方案。当前,不同地区的镇管社区有不同的实践运行模式,大体形成了管理方式上的"分类管理"与"统一管理"并存,管理主体上的"政府管理"与"社区参与"并存,管理路径上的"预防管理"与"社区自治"并存的多元化状态。镇管社区有一定的管理优势,主要在于有利于发挥镇作为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及镇域内人大主席团的相关作用。镇管社区要进一步发展有两种思路:一是撤镇变街,二是强镇扩权,相对来看,近郊镇、经济弱镇宜走前一种道路,而远郊镇、经济强镇则宜选择后者。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的关系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的展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将逐步提高,这种组织化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完全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自组织”。在组织类型上,农民组织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类农民组织的功能会大幅拓展;农民的组织身份也将多元化。组织类型的多元化、组织功能的复合化以及农民组织身份的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广大农民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来源多元化,自由空间在不断拓展,因而对基层党组织的依赖减弱,传统的党群关系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面临一些新的领域和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切实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     

长株潭城乡社区文明建设比较

"两型"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发展目标的"社会性"决定了城乡社区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城乡社区文明建设是长株潭构建"两型"社会的前沿阵地,"两型"社会的发展对城乡社区文明建设提出了共同的要求,但由于城乡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性,又决定了相对落后的农村社区文明建设具有与城市不同的特点.城市与农村社区文明建设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决定了现阶段长株潭的城乡社区文明建设不能盲目追求城乡同一化,而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实现一体化.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尤其是居民委员会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上海和沈阳是比较有代表性和对比性的两种。通过在两地的随机调查,上海和沈阳的居委会工作都表现出以基层政务为中心的职业化趋势。从这一调研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居委会改革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之间微妙且重要的联系,能够发现社区建设的实质应该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将是构建党领导和统筹下的"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组织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体)"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从而整合发挥党的网络、政府行政网络、市场单位网络、社会团体网络的资源,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建设合力。     

城乡一体化下农村社区文化内生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城乡一体化战略给农村社区文化发展带来了制度空间和历史契机,如何抓住机遇,合理利用城乡一体化带来的资源、制度等优势推动农村文化的突破性发展就成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在城乡一体化思路下,实现"送文化"和"种文化"的结合,培育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内生机制,增强社区文化的自发展能力对实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当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和重要内容,社会资本对于培育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内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缺陷及其完善路径

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其对改善农村民生、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妥善处理好农村社区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社区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以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基层社会运转的基础及实现路径研究——对G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反思

随着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发展理念和方法,社区参与成为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路径。西方的社区参与更注重制度框架内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的效果,即利益表达的"有效性"。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以"群"的"整体性生存"定义社会性,因此,中国基层社会的发展路径只能从本土资源中创造出来。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性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恢复和重建,同时面对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需要通过政府支持社区能力系统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体性的成长。     

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社区建设——以潍坊市农村社区建设为例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战略选择。潍坊市"多村一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管理创新需求的一种回应,虽被作者视为中国城乡融合进程中的过渡形态,但在事实上有利于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强烈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城乡均等化,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农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是城乡统筹发展路径的有益尝试,为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另一种视角看村民自治

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地基层民主建设的创新方式层出不穷。但并不是每一个农村社区在这改革的大潮流中都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民主建设途径。文章立足于我国当前农村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视角认为“能人政治”和发展“自组织”是一条适合部分农村社区基层民主建设阶段性的可行之路。     

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模式创新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作为我国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曾经发生过两次较大的转型,当前建设新农村社区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重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体制,健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依靠政府公共服务的强力支持,辅以农民的民主自治和自我服务,着力建设以服务为中心的农村新社区.全国各省市区有关农村社区重建模式的尝试,已取得了可贵的经验,其特色与优势是明显的.关键是根据农村状况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采取多元化模式建设农村社区,建成服务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增强社区农民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