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署称、祖籍及其哲学思想

朱熹在其论著和序跋中除署称"婺源朱熹"、"新安朱熹"、"紫阳朱熹"外,还出现"邹訢"、"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等署称.一九八三年第六期《齐鲁学刊》发表的高令印、阵其芳《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一文认为,从朱熹的署称研究其祖籍的变迁,不但可以弄清署称的来源,而且对研究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朱熹的始祖邾子在先秦时居住在今山东南部.朱熹第九世孙明人朱稳曰:"朱氏出自曹姓高辛之后陆终,有第五子曰子安,周武王封其苗曹侠于邾,为鲁附庸,其地鲁国县是也."     

佛教伦理:朱熹的认知、偏失及其教训

佛教伦理在中国儒家学者的心中从来就难获认同,在朱熹这里也不例外。朱熹对佛教伦理的审查结论是:在认知上是"不识天理"、在实践上是"不守伦理"、在目标上是"自私其身"、在特点上是"无缘之慈"、在后果上是"绝类止善"。然而,朱熹的这种理解和评判并不尽符合佛教伦理的本貌,与佛教伦理的特性相去甚远。因此,朱熹既不可能准确积极地诠释佛教伦理,也不可能将佛教伦理真正引入其思想世界,更不可能展开所谓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融合之实践。     

以理统兵——探究理学观念影响下的朱熹军事思想

本文主要探究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其军事思想的具体统领作用,重点讨论了朱熹军事思想中的"理"本位属性、"仁政"原则、"三纲五常"伦理原则、"中庸"精神与"王霸"观念等五个问题,探究了这些问题怎样影响朱熹对于北伐战争的立场、军队战争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军事问题的看法。     

朱熹易学观述论

朱熹易学思想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易学观,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它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这是朱熹对易之存在结构的最终认定.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对朱熹仁学的不同诠释

与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研究不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较为重视朱熹仁学。他们围绕着朱熹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以及朱熹仁学与二程、杨时、谢良佐仁学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观点。尤其是,他们对于朱熹仁学的研究,与对朱熹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朱熹仁学当作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朱熹哲学的内涵,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

朱熹"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而后经过"考究",得出"毕竟佛学无是处"的结论.用清人王懋竑的话说,此乃"知释氏之非",借用清代思想家颜元的概括,这叫"逃禅归儒".朱熹这一思想转变有其内在根据和社会原因,还涉及朱熹与儒、释、道的关系.这一转变对朱熹一生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调查了有关朱熹在泉南的资料和遗迹,就其思想转变过程作一粗浅探讨,就教于大家.     

朱熹的《格物补传》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围绕《大学》版本的两派分歧

王阳明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方法,主张"致良知",这一分歧促使其在《大学问》中反对朱熹将《大学》古本之"亲民"改为"新民"。从中可以窥见理学与心学在认识论、本体论、伦理观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同。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朱熹哲学中的“仁包四德”论

本文以朱熹"仁包四德"思想作为立论依据,与《春秋左传正义》和《孟子注疏》以及二程对"四德"的阐释进行比较,从"生意流行"、"四德"与"四端"以及仁与"四德"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朱熹对前人"仁包四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特色,特别是从体用、已发、未发以及心统性情的视角展现了在宋代理学视野下的仁包四德论思想,从而获得朱熹仁学思想整体上的把握。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