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现状、问题及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环保运动的勃兴后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环境信息公开有利于推动环境质量改善、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事故风险、减少环境冲突事件的发生等。目前,我国在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制度、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应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权利救济途径,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健全政府环境信息管理体系,加强环境信息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公众参与机制建设,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制度保障;推动环境税管理和绿色金融建设,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经济保障;加强信息采集技术研究与应用,加强信息集成技术平台建设,加强环境会计制度研究,为环境信息的公开提供技术保障。     

城乡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现状的比较调查研究——基于山东部分城乡的实证考察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硬件与软件以及其他条件的巨大殊异,实施效果明显不同.通过对山东部分城市与农村的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状况的问卷调查发现,城市与农村,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服务型政府角色转变滞后、政府信息公开以权力为基础的局限性所致.因此,改革城乡政府信息公开,推进城乡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和良性发展,要在统筹城乡信息资源配置一体化、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法律等方面下功夫.     

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法律问题探析

建立和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实现公民环境参与权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以立法的方式促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多数国家在信息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发展。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相比,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还有待于完善。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现代社会中政府机关掌握的海量信息作为大数据,是宝贵的财富资源,对公众、企业和政府都有巨大的价值.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并不能适应大数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应将修改完善其法律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树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法律宗旨,并贯穿法律制度规范始终.还应通过理顺体制,完善主动公开机制,促进政府数据开放,进而打造开放政府,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大化.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比较分析——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情况

2008年5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保障等内容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条例》实施五年来,省级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比较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指数、组织机构建设、制度规范与平台建设、信息公开绩效情况和政民互动情况.相应的对策建议:深化和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及重点信息公开工作;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工作机制;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标准与流程.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论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我国环境信息的公开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方面。这种政府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存在明显不足,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予以完善。未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应以公众参与为本位,除了健全和落实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之外,还要注意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     

现代媒介信息共享伦理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现代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信息扩散和渗透作用越来越强大。在我国,媒介信息共享成为人们当下较为迫切的利益诉求和情感需求,是社会发展共享理念在信息领域的具体落实,也是公共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媒介信息共享的推进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压力。这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媒介信息共享伦理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构建和谐有序、安全有效的媒介信息共享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公开,自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进而为数字经济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论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环境信息公开的架构为基于环境信息请求权的被动公开和基于政府法定职责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动公开。国外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已基本确立,中国应加快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的构建进程。     

信息公开环境下的责任政府构建——目标及结构模型分析

世界性的信息化建设大潮使得国内信息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也给我国政府强化自身行政效率与优化服务品质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信息公开环境下的我国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目标便是构建一个权责明确、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并切实为广大民众提供优质福利的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的我国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目标可通过完善政府信息政策、利用信息技术搭建政府沟通和服务平台、建立公开的政府信息评估与反馈体系等手段予以保障实现。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体制因素,谈建设责任型政府都将是一纸空文。     

公众环境知情权的保障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知情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环境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公民环境知情权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实现环境善治,加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明确政府责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保障相关权利的救济途径。     

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研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要求政府向公众实行信息公开,以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由于现有的政府信息大都是借助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或网络媒介进行发布,加上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它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被公众认知,因而对公众和政府都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随着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时效性问题在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天,显得更加突出.为了使政府能够达到最有效传递信息的目的,有必要对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性进行研究.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防止权力腐败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针对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传统思想观念、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和信息公开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在新的行政环境中达到政府信息公开化的目标,必须实现正确的行政理念,有效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先进的网络技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耦合,缺一不可。     

政府信息公开不当申请数字治理的难题及其破解

利用数字化手段可以实现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不当行使申请权的精准规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数据壁垒这个难题,同时行政机关也面临着数据合规的风险。鉴于此,建议以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协调机构,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处理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并且利用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行政机关要建立数据安全机制,确保数据合规,同时要保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对于申请人权利的保护。     

网络拟态环境的隐性风险及其治理

网络拟态环境隐形风险源于网络信息的泛滥与失真、传播者发布信息的“低质量”、受众获取信息的选择性等。治理网络拟态环境隐性风险,应提升网络拟态环境建构主体的媒介素养,加强网络媒体把关人的角色构建和作用发挥,促进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融合和互相监督,构建由多元主体组成的风险治理格局。     

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新闻媒体的颠覆与嬗变

随着计算机技术全面融入社会生活,信息爆炸已经积累到了开始引发变革的程度。海量的数据以及数据开发力度的加大,大数据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影响正逐渐凸显。通过对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背景和多重特点分析,指出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新闻媒体的颠覆与嬗变以及大数据应用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传统新闻媒体的发展不能回避或抵制大数据,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变革和进步,发挥传统媒体的引领优势,营造出多元、和谐、互动的媒介传播环境。     

建立健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思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谈起

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府廉政建设,有利于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和科学决策,也是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关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着政府信息公开的阻力较大、公开的内容有限、公开的渠道较窄、缺乏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健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就应树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加大政府机构的整合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的平台作用,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环境分析——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为例

对于立法背景的追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立法目的和法律条文,也有助于该立法将来辅助、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施行。拟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之际的立法环境进行剖析,从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化立法、推进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建设等背景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环境,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的立法有所裨益。     

网络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问题与应对

步入网络时代后,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在这个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大限度开放政府信息,方便公众自由获取、使用和分享.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不适应这一进程的情况,如门户网站建设水平低,重复建设,信息发布效果差;政府信息管理水平低,纸质化保存甚至成为制约公开的因素;公开范围也还比较有限,不但对政府信息的范围界定比较狭窄,限制申请人的资格,而且还往往会对信息用途作出审查干预.这些问题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自身的不足,也是其无法适应网络时代发展的表现,应当逐一解决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影响安全生产治理绩效——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政府信息公开被视为有效改善政府绩效和实现善治的重要手段。基于对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2010—2017年面板数据的分析,有助于检验安全生产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效果以及探讨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水平对其安全生产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安全生产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安全生产治理的绩效,政府信息公开水平也与安全生产治理效果显著相关。公众对信息的关注意愿和公众对信息的获取能力都对信息公开效应的发挥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提升市场化水平、增加第三方参与来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绩效。因此,各级政府要注重完善安全生产的信息公开制度,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公开水平,也要结合多主体的需求和特点,使信息公开进一步合理化,从而有效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现代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