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员工期望的构成及测量研究

企业员工对组织的期望是企业激励员工的入手点,也是影响其工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基于需求和期望理论的主要观点,结合现代企业实际,给出了企业员工期望的四个构成要素.随后通过案例分析和问卷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某企业员工期望的表征变量及其重要程度进行了测量,绘出了该企业员工期望分布图,并以此为依据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决策奠定理论基础.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论问责新政:多维理论之考察

问责新政正在我国凌厉推进 ,这对于在政府管理中激浊扬清 ,整肃吏治至关重要。从多维度对问责新政的理论支撑之考察表明 ,推进问责新政是回应时代要求推动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抉择 ,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 /代理关系的存续 ,政府问责制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实施问责制是使公共管理在宪政的制度框架下良性运行的保障 ;没有问责制 ,任何游戏规则形同虚设。推进问责新政是提升我国政府社会资本存量 ,从而使政府得以维系和增强其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并有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真正成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互动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网络问责: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与价值考量

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会深入、持久地影响中国政治生活,并将日益成为中国问责方式的一种常态。从传统问责到网络问责,是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网络问责突破了传统问责模式,带来了问责时空的变化、问责主体的扩展、问责方式的变迁、问责程度的加深、问责路径的更新、问责效应的增强。与传统问责方式相比,网络问责方式能更有效地拓展问责渠道、更快捷地汇集问责信息、更广泛地表达问责民意、更有力地监督问责对象,因而具有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价值功能。     

委托代理矛盾、问责承诺与决策问责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决策失误的普遍性与决策问责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根据公共行政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式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与执政党之间的一次性委托代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委托代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间接性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影响了决策问责承诺的有效性,是造成决策问责困难的根本原因。对此,在中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中,决策问责的实现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决策问责制度为根本。     

社会组织问责的工具结构:一项实证研究

问责工具是问责主体用来使社会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其行为正当性的可重复使用的手段和方式.基于主体位势——技术含量的问责工具分析框架对于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本土化问责实践有一定的解释力.实证研究发现,当前的问责格局是以过程为取向、以资金为焦点.这种问责格局不仅偏离了公共服务目的,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使命转移.政府要想成为一个精明的买家,必须转变问责观念并优化问责工具.同时,社会组织要坚守组织使命,培养以受益人为中心的自我问责意识.     

公民问责的行动模式及其要素分析

公民问责是公民发起的直接指控或主张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活动,分为公民问政和公民究责两个相对独立的行动范畴.根据公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形式多样的公民问责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信任合作型、问政追理型、评议考核型、究责诉讼型等行动模式.不同的问责模式反映了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并在参与者范围、参与深度、问责的对象和内容、激励方式、制度化水平和问责效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论当代中国行政问责的方法

从方法的角度对行政问责进行研究，弥补了当前学界重制度轻方法、重宏观理论轻微观技术的研究倾向。行政问责方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明显特征。这种行政问责方法的分类不仅加深了对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方法存在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为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期望效用理论的发展历程及最新动态

系列悖论的出现,使得传统期望效用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不断下降。近年来,学者们不断对传统期望效用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借助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何将期望效用理论从实验室搬到现实之中,继而解释和分析现实中面临不确定性问题所出现的各种经济行为,是期望效用理论今后发展过程中所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问责：社会心理学不可忽视的概念

作为个体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问责"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却被当前的社会认知研究所忽视.Tetlock指出,社会认知具有把人的行为与社会背景相隔离的缺陷,并在问责的社会应变模型基础上,提出"直觉的政治人"假设,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更像一个实用的政治人,经常应对各种问责的情境.同样,Gelfand等人的文化"紧严-松宽"理论以及杨国枢的华人自我四元论也将问责置于其理论的重要位置.在社会认知、跨文化及本土心理学的多背景下,结合中国文化关于社会取向的研究,深入探讨"问责"概念,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非营利组织问责:公共选择的分析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从规范、实证、操作层面上探索了非营利组织的问责问题。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加总、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和实施中的委托代理。相应的解决之道包括:明确组织使命、提升组织透明度,扶植弱势群体、提供选择性激励、加强协作合作,引入竞争、提供正负激励、加强内部和自我问责等。     

三元知识管理的勾股模式构建

目前文献中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多集中在二元模式层面,而对三元知识之间勾股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由于受“显性-隐性”研究范式的局限,研究者们一直只在知识两种类别水平上对知识特定的构成属性进行研究,并未对现有知识管理理论和模式进行有效的质疑、超越和建构.构建以知识整体理论为研究假定和概念基础,通过系统分析,建立三元知识管理的勾股模式及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组织知识管理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并为有效指导企业组织的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开辟、拓展新的方向.     

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理论缺失与制度缺憾:司法问责的反思——兼论司法问责的法制化重构

在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评介和诉求日趋强烈的法治环境下,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偶发的冤假错案必然会给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造成重创.为及时、有效地化解因个案误判所带来的司法公信危机,司法问责问题便跃然纸上.反思我国司法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理论缺失与制度缺憾的现状均较为明显,为此,有必要在建立司法问责理论体系的同时,通过司法问责的专门立法、司法问责体制机制的改革、司法问责公关机制的建立等路径,完善我国司法问责制度,促进公正、高效、权威司法目标的实现.     

问责的概念与模式

本文探究了问责的词义和词源、问责的两层维度、问责的多重语义和问责的模式等具体问题,试图通过梳理,为问责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论中国问责文化的渊源、畸变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政坛逐渐流行问责,实际上问责现象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久远的历史渊源.但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问责有畸变的迹象,诸多问题期待人们去研究和解决.选取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的问责现象,是推动中国问责制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     

碳排放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上海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建立碳排放测算模型,将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性产出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以上海市制造业面板数据为依据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并进行收敛性检验以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但存在较为明显的条件收敛,并在不同类属制造业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主要影响因素来看,行业集中度、创新度和规模度对大多数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相对显著的影响,而行业外向度不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