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正> 西方宗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开始他们是为了传教。如“德人之初至中国者,为汤若望、南怀仁。二人皆以传教为目的,不过彼等皆精天文历算等学,故清廷虽恶教士,但仍用技等以提倡科学也”。因此,汤、南二人先后被清廷委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台台长)①。看来,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有过积极作用,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但是,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传播科学,是企图以所谓天主的“福音”来“教化”中国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     

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天主教对义和团形象的看法

本世纪初,法国在远东的势力到达了顶点,在中国,法国自从19世纪40年代就成为天主教传教的保证者,而法语系的教士在所有神职人员中也占大多数,此期间有关中国各教区的消息,经常登载于法文“布道导报”,而后译成其他欧洲语文。可以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天主教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绝大多数受法国的影响。我们来看法语系教士所述的两件义和团教案,以求藉此通过对义和团以及当时受害者的了解,探讨这些记录对日后描绘“殉难者”以激发法语系天主教徒支持传教的影响。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清中前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礼仪问题——以丧葬为中心

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丧葬的问题上.该传教会坚定的执行和实践罗马教廷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敕令,不仅是天主教排他性的表现,更是为了适应当时恶劣的传教环境.     

同为异国传教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转变解析——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依据

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态度,经历了由对天主教的两分法到基本否定再到基本肯定的一个转变过程。最初,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传教内容和传教方式持批评态度,但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19世纪末,随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袒护教徒、干预诉讼引起民教纠纷以及两教冲突的增多,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趋于基本否定。民国后,在新教自身传教理念和天主教传教行为改变的基础上,新教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这说明由于处境不同,近代在华两教关系并非像其在欧美那样相互对立和敌视,而是有同为异乡传教人的某种身份认同。这种处境变化带来的认同变化值得重新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隆武王朝与天主教

明王朝灭亡之后,明宗室在南方分别建立了诸个南明小朝廷,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在此期间曾相当活跃.本文从朱聿键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朝廷对天主教的态度及以艾儒略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与隆武朝臣们的交往和活动,分析此阶段耶稣会在传教政策上的变化以及隆武朝的政治、军事困境对天主教传播的影响,论述中西文化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交流与融合状况,并以此透视明末清初天主教兴衰史背后的深层原因.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汤若望评议三题

汤若望继承了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手段,通过修历使天主教势力伸向宫廷,因此为西方天文、历算科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他的宗教活动从政治上看基本上是成功的,先曾获取明朝崇祯皇帝的信任,继之又在清初依靠孝庄文皇太后,这次博得顺治政权的恩赏,终于在宫廷中为天主教争得合法地位。从宗教方面看,汤若望却以失败告终。这同他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有关:他的“外学”只有天文学而无儒者学;他同利玛窦一样,坚决排斥中国化的佛学——禅宗,遂失去顺治皇帝的信任,致使天主教势力被禅师挤出宫廷。     

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与浙江

康熙皇帝于1692年所批准的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议奏,在欧洲被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此后,中国天主教进入了“黄金时期”。实际上,“1692年宽容敕令”的出现,与浙江天主教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清中前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礼仪问题——以丧葬为中心

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丧葬的问题上。该传教会坚定的执行和实践罗马教廷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敕令,不仅是天主教排他性的表现,更是为了适应当时恶劣的传教环境。     

十八世纪天主教开教朝鲜半岛之曲折

朝鲜王朝统治时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每年例行到中国朝贡之外,对外交流几乎停滞。以招万民为徒的西洋传教士们一心想让天主教传行于朝鲜半岛,但屡屡失败。1784年,在没有传教司铎的情况下,朝鲜人自己将天主教从中国引入。至此,天主教始开教其国。但它从创立到发展,筚路蓝缕,充满艰辛。     

利玛窦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价值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这些工作对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学术传教"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明清两朝注入了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晚明排斥天主教思潮论析

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梯航数万里，来华传教，中西文明因此获得了一次珍贵的对话机会。万历以后的明王朝，已经走过了它辉煌的顶峰，政治上日趋腐败，学术上王学已走向没落，国家统治的危机已经日益显露。这一切都极大地困扰着知识界,寻求中兴之策已成为头等急务，西方“天学”的传入，无疑在知识界投下了一块巨石，其激起的震荡，终明之世未曾稍退。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士大夫群在以西方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同时，也把天主教视为可以“永万年福祉”、“贻万世又安”的至论①，他们深信天主教能收到补益王化的奇妙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