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司马迁尊儒而不愚，继《春秋》而作《史记》，“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司马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读《尚书·无逸》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字,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鲁周公世家》中还明确地指出了《无逸》的主题思想;“为人父母,为业至久长,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说,治政之道     

孔子论史——《论语》夜读小札

孔子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相关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一大难题。七十年前,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否定司马迁所说孔子晚年“因史记作《春秋》”,固然是用逻辑代替历史,连胡适也觉得这样的“大胆假设”未免过分,可是钱说的前提,即《论语》     

老子与《易传》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易经》并称。这不仅因为《老｝）《易》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许多共同的概念范畴,而且因为《易经》是老子学说的源头,而老子学说又极大影响了《易传》作者,使之成功地把卜篮神学之书改造为哲学人文著作。一、《易传》的学派归属与成书《易经》是老子学说的来源之一。《易传》是对《易经》的哲学阐释。它的作者是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孔子晚而在《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y”。此后,直到北宋,学者们普遍承认孔子作《易传》。北来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孔子…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

《史记·世家》共三十篇，除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略有争议之外，均为司马迁手笔。由于古今词汇的演变，语言习惯的不同，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而仍有不少难句，引发诸多歧义。兹择其要者，辨析如下。《史记》的引文，均依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段记载，亦见《左传》襄公29年。几乎所有的《左传》注本都写为：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铺此，则明主也”对照《史》《左》，“宽”…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刘振东山东曲阜师大中文系“抒愤”是《史记》的写作目的之一《史记》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创造出来的，《史记》的价值之所在，就是司马迁的生命价值之所在。对此他有清醒的自觉，从他所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     

《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正>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对此说表示怀疑的,始于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而清人崔述作《洙泗考信录》,专有《辩作<易传>之说》一篇,论之尤详。近人论《易传》作者,多援崔氏之说,但也有加以驳正的。如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孔子世家》考证引崔述语,逐条反驳,并历引《战国策·秦策》蔡泽语、宋玉《小言赋》、《荀子·大略篇》、《礼记·乐记》、《韩非子·外储说》、《新语·道基》等篇及《淮南子·缪称》,证明《易传》流行久远,为各家引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史记》中的老聃与太史儋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三位“老子”。老莱子非老子 ,学术界已有确论 ;出土楚简确证“仲尼学乎老聃”的老子 ;何炳棣先生则论证了周太史儋即战国时的“老子” ;而细读《史记》则可知司马迁直笔肯定老聃 ,暗里却曲笔肯定太史儋。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孔子删修《周易》试探

《周易》是否经过孔子删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所争论。我认为今本《周易》是经过孔子删修的,这与《周易》的哲学思想当有关系。现把我试探所得的提出请同志们指教。一怎见得《周易》经过孔子的删修孔子年老回鲁后,要在文化上做些工作,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下引迁说同),那是要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部书,孔子认为是行王道的六件法宝。《诗》、《书》都经过他删定,《礼》、《乐》经过他厘定,《春秋》是拿《鲁春秋》另行改造,这五件他都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辨

记载伯夷事迹的古籍不少,然而简赅者首推《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将其列于七十列传之首,唐代韩愈又写了《伯夷颂》,于是伯夷、叔齐这兄弟二人的“义不食周粟”就成了历代传颂的高风亮节。然而对“义不食周粟”的理解,历来却存在着偏差。明方孝孺说:“耻食其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谬甚！”(转引自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战国时期鲁史钩沉

<正> 一部《春秋》使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左传》的作者又补续了十余年,详备的鲁史便截止到了战国之初(前468)。战国时期的鲁史《史记》中仅存梗概,且缺略、讹误甚多,《鲁周公世家》与《六国年表》等有关部分多互相矛盾。究其原因,诚如司马迁所说:“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他只好依《秦记》及诸子传闻叙写战国史事。后世学者考订战国历史多注重战国七雄,于鲁史不甚留意。独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与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二书略有涉及,此外有关论述不多。钱、童二氏于鲁史多有创见,但没有系统地予以勾勒,而且两家的论证也多有不同之处。本文不揣谫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