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与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

佛禅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和思维模式对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意境营构、夸诞玄想和求真征实三个方面。金朝文学对意境营构的追求主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以撷取"现量境"、无所执著和追求"境生象外"为基本特点。佛典禅籍夸诞玄想、高度形象化的宣教手法对于丰富金朝诗、文、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深刻而显著的意义。立足于"真空"、"假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强调以直觉的方式把握真如、实相的佛家"真实"观对金朝作家主张"亲历"、"亲证"和体验生活、求真征实的创作理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金朝文学研究的重要创获——《佛禅与金朝文学》评介

<正>《佛禅与金朝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是刘达科先生新作,我于披览之际,深感其堪称一部有突出学术价值和明显前沿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其创新性首先体现在交叉学科研究方面。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虽然历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金朝“孔门禅”及其文学体现

"孔门禅"是唐宋以来三教融通历史潮流的结晶,是金明昌时期至蒙古统一中国北方后的数十年间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儒、佛二家的互相渗透、融契。金朝中后期是孔门禅的发轫、深化阶段。赵秉文和李纯甫是金朝"孔门禅"的中坚人物。孔门禅与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互动、互融在金朝主要通过赵秉文、李纯甫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得以体现。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儒学盛衰概观

唐代儒学经历了盛、衰、起、落的曲折过程。本文试图讨论这个曲折过程的具体情景、形成原因,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及佛老之学高涨的密切关系。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     

儒学之水与文学之水的二元对质

"混沌之初"和"太一生水"之说可证明水存在于阴阳分割之前,是世界构成的原初要素。中国儒家把阴阳和五行确立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以"易"的方式推演万物,水被列在八卦之内、五行中,以致被确立为万物之宗的本原地位,又进而把水的特质比附到人的品德上。这样,在儒家的观念中,水就具有了世界本原的哲学意义和比附道德的伦理学意义。作为世界本原,水是生命的母体和构成要素,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基因;作为比附道德的喻体,它对应着人性善恶的两极,并对后代文学创作尤其是作品的主题走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分流作用。水之清浊的特征构成了诗歌中德之善恶的反向主题。     

葛洪的传统儒学思想及文学价值观

在玄风日盛的两晋,儒学已然呈现玄学化新面貌,而江南吴地却继承着两汉经学脉络,展示出传统儒学的抵抗姿态,葛洪就是其中著名的士人代表。葛洪分别从“破”与“立”两方面显示了向传统儒学思想复归的意旨,前者表现为对玄学玄风展开批判,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言行放诞、士无特操,二是社会失序、风俗衰败,三是仿洛新风、丧失传统,较之他人,葛洪的批评力度更大;后者表现为对封建礼法及等级制度的大力维护,而其极致思想就是对君主制的张扬与鼓吹。葛洪对文章价值的判断颇具特殊意味,实则为其传统儒学思想的投射映照,他认为“德”应与“文”并重,文章须为世而作,尤重子书而轻视诗赋,受传统儒家文学观浸染颇深,而与时代潮流相左。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师从之争:金代文学创作论探析

金代文学创作论贯穿着"师古"与"师心"之争。师古派的赵秉文师唐求意、崇尚忠厚之气,元好问则上追风雅,力主儒家中和之正,成为明代复古派的前身。师心派的李纯甫、李经主张以心为师,不蹈前人,对于纠正创作中缺乏创新的弊端有重要意义,开启了明代性灵派的先河。     

东晋仙道文学中的性别分析

东晋仙道文学中对女性的抒写是东晋仙道文学的一大特色。此前,有关女性的抒写多是在诗赋中,只有从东晋开始,在志怪小说、仙传体裁与道教典籍中,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众多女仙及其权力系统,女仙身上所寄寓的特质表现了东晋士人的想象,也折射了东晋社会的性别观念。     

魏晋之际文学家赵至生平考述

赵至是魏晋之交的文学家，文史研究者对其生平关注甚少。本文依据《晋书》和《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推论分析考证，从而初步系统地勾勒出赵至生平经历，并对其生卒年代、作品真伪问题提出了较新的观点。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东晋儒学具有鲜明的融通特征,但并未丧失固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立场,它在政治观念、道德修养、审美倾向等方面都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了东晋诗文正大、中和、渊雅等审美特色。这种审美风貌迥异于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玄言风气,更在晋末宋初文风变改之际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坛演化的进程。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惠帝朝“暗主虐后”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是强权政治下士人攀附权贵的一个典型。他们是当时热衷政治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著文章”。西晋一朝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在“二十四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先秦儒学中政治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在厘定西方自由观的基础上,先秦儒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维度可从两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在政治运作模式的构想上,还是在对个体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肯定上,先秦儒学都为政治自由思想的生成和发挥提供了可能。这一分析能使我们对政治儒家和学术儒家予以适度的分离,以利于对传统思想的客观认知与合理借鉴。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潮与中国明清之际文艺思潮之比较

在同一历史时期 ,中西方都出现了蓬勃的文艺思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潮和中国明末清初的文艺思潮。二者有同有异 ,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决定的。